內容提要：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一方面帶有主張開國、追隨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帶有主張攘夷、對抗西方的傾向。兩種性格既矛盾又統一，能夠在“作為反普遍之特殊的歐化民族主義”與“作為反特殊之特殊的國粹民族主義”這一對立模式中得到集中的體現。這說明它不僅僅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更是一種“反普遍與反特殊”“反封建與反西方”并行發展、纏繞交錯的復雜集合體。在大正時期，這兩種性格又進一步向“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的形態發生了蛻變，并帶著向“亞洲”延伸、擴張的欲求與沖動與“亞洲主義”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從而擴展出了“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亞洲主義”。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都沒有否認日本的特殊性與優越性，都帶有將日本一國利益等同于亞洲整體利益，主張“日本=亞洲”的消極色彩。

原文出處：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05期

    長期以來，日本社會有不少人在鼓吹建立一個“正常國家”，并為此試圖甩掉歷史的“包袱”，對近代那一段極不光彩的事實予以否認。尤其對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他們大肆宣揚其“積極意義”，試圖掩蓋其侵略膨脹的性質。然而正是這兩個思想，曾作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與理論基礎，給亞洲人民帶來了無法忘卻的痛苦與災難。故從學術上對其思想本質與理論特征展開詳細的考察與深刻的批判，無論對于探究近代日本對華侵略活動的思想根源，還是對于考察其對華認識與政治外交政策的形成、發展規律，都將具有可觀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研究前提與問題緣起

      一般來說，民族主義原本是伴隨著近代的到來，基于近代意義上的“民族(Nation)”而成立的思想或運動，是一種近代的“發明”或“創造”。①它一方面在對內層面宣揚國民的普遍團結，帶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在對外層面強調本民族的特色，又具備了特殊性。故而是一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帶有“二律背反的趨向性”。②然而它一旦邁出了應有的框架，走向極端并誤入歧途，便極有可能展現出頗為消極的性質。

      多年來，得益于中外學者的不斷努力，學界對于民族主義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學的范疇，而是從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等多重角度展開。③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其相關概念與定義的問題上仍舊存在著一定的爭論。④比如曾有學者認為：“(民族是指)具有名稱，占有領土的人類共同體，擁有共同的神話、共享的歷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員生活在單一經濟之中并且有著同樣的權利和義務。”⑤抑或是：“擁有共同語言、文化、民族性、禮節、歷史的人群所構成的大集團。”⑥這實際上意味著：能夠將一個民族凝聚起來的，有時是共同的歷史文化與傳統價值，即族群性(Ethnic)；有時是相同的普遍政治理念，即市民性(Civic)。譬如像美國那樣不完全依靠民族的歷史傳統，而是側重于利用普遍政治理念來凝聚、團結國民的“市民性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也是存在的。所以本文在此基于這一認識，作為研究的前提，擬將民族主義暫且描述為：一種主張以共同歷史文化、傳統價值抑或相同政治理念為基礎，強調人們在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具備了共同命運，需要團結起來共同排除外界壓力與干涉，謀求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或運動。

      那么，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又是如何的呢？可以認為，在明治維新之后的早期近代化過程中，它曾展現過一定的進步意義，某種程度上符合了民族主義思想的普遍性。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迅速誤入歧途，越出了應有的界限，暴露出了頗為消極的性質。尤其是日本的特殊性，在對外界尤其是亞洲各國進行強調的過程中迅速轉變成了優越感與“盟主”意識，進而作為一種極端性的民族主義為軍國主義的擴張行為充當了理論工具。甚至曾在“盟主日本擁有解放亞洲之使命”的口號之下，與所謂的“亞洲主義”⑦思想產生了密切的聯系。

      因此在討論日本民族主義時，我們至少可以認識到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1.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具有雙重性格。雖然它作為近代的產物受西方影響而形成，但未必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完全一致。在其形成之初，實際上存在著一方面要求對抗西方、另一方面為了對抗西方而要求學習西方以壓迫“亞洲”的兩種趨勢。所以對其展開的分析與批判不能是單線條的，勢必需要以“兩分論”的方式進行。2.它具有一定的理論延展性，與“亞洲主義”侵略思想保持著不可分割的交錯關系。故而有必要基于其雙重性格，對這種延展性展開進一步的深入探討。3.對于近代日本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的錯誤與罪責，不應該只有感情上的控訴而缺乏學理上的批判分析。從學術理論的角度闡明其思想根源與消極性質，說明其為何帶有這種性質以及怎樣展現出這種性質，也是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

      那么，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雙重性格究竟應怎樣分析？它與“亞洲主義”到底保持著怎樣的關系？如果它向“亞洲主義”發生了延伸的話，是如何延伸的？特別是在大正時期的日本社會，西方的價值理念與民主思想空前發展，同時排斥西方的浪潮也迅速高漲。在這種復雜而激蕩的背景下，它們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呢？為了嘗試探討這些問題，拙論擬集中對大正時期日本的民族主義、“亞洲主義”及其相互關系展開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眾所周知，西方的民族主義，原本是在反抗羅馬天主教會與神圣羅馬帝國的“普遍原理”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一種“特殊原理”，帶有近代性與反封建性，故而可以被形容為“反普遍之特殊”。而日本在早期近代化過程中模仿、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并追求凝聚、團結國民以應對危機，其所產生出來的民族主義，自然也會是一種“反普遍之特殊”。它作為“歐化民族主義”，一方面重視西方社會的價值理念，在批判幕府政治的問題上體現出反封建性；另一方面也反過來對日本社會的歷史傳統與價值理念采取了輕視的態度。

      然而與此同時，日本社會又產生出一股與此相對、甚至相反的民族主義潮流。它作為所謂的“國粹民族主義”，基于對前近代社會的“思念”與“追憶”，側重于鼓吹日本社會以往的歷史傳統與價值規范，并將其作為“日本的特殊性”來與外國相區別，從而以另一種方式發揮了凝聚、團結國民的作用。而對于西方社會，則將其擺在了“外侵者”的位置采取了輕視乃至抵觸的態度，由此展現出了濃厚的“族群性”。因為它是在對抗西方以及對抗作為“特殊原理”的西方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特殊原理”，故而可以被形容為“反特殊之特殊”。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雙重性格可以首先從“作為反普遍之特殊的歐化民族主義”與“作為反特殊之特殊的國粹民族主義”這一對立模式中得到集中體現(見圖1)。即：一方面存在著歐化民族主義的類型，重視模仿、吸收近代西方的普遍政治理念，傾向于反普遍、反封建的“市民性”，主張推進歐化，發展“西方的原理”與個人主義；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國粹民族主義的類型，重視繼承或鼓吹日本本身的歷史傳統與價值理念，傾向于反特殊、反西方的“族群性”，主張回歸國粹，發展“日本的原理”與國家主義。⑧這顯然意味著，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更是一種“反普遍與反特殊”“反封建與反西方”對立統一、纏繞交錯的復雜集合體。

圖1 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兩種類型

      當然，上述的雙重性格也并非絕對對立。甚至可以說它們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不少共性。比如：1.如前所述，無論歐化民族主義還是國粹民族主義，都是一種“特殊原理”。它們在早期都將身份認同限定在了“日本”與“日本人”的范疇，本身并不具備超越國境的普遍性。2.雖然國粹民族主義反對西方、反對日本社會的西方化與近代化，但這否認不了其本身與歐化民族主義一樣作為近代化產物的事實。而且它的反對也不是絕對的，實際上被其批判的不過是過度的西方化而已。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此后有不少國粹主義者在鼓吹“實現西方化、近代化的日本在亞洲擁有優越性地位”，乃至“具備了促進亞洲其他國家發展西方化與近代化的資格”。⑨3.兩者在同一土壤、同一國家、同一環境之下形成并發展，都沒有脫逸出近代天皇制的框架，都承認“忠君即是愛國”，從而導致近代日本民族主義在總體上體現出了頗為濃厚的“君主民族主義”⑩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兩種類型既有差異也有共性，是相互交錯、并行發展的。而自由民權運動時期“民權論”與“國權論”的并存與混在，實際上也從側面反映出了這一點。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雖然兩種類型都作為“特殊原理”，將身份認同限定在了“日本”與“日本人”的范疇，但其內心卻始終無法抑制向外延伸、擴張的欲求與沖動。這股欲求與沖動，早在日本向民族國家轉型之初就已經展現出了苗頭。即：為了應對西方勢力的沖擊，當時除了發展歐化民族主義與國粹民族主義以便團結本國力量之外，還有人主張進一步擴大“團結”的范圍，實現作為“亞洲人”或“亞洲之日本人”的身份認同。這最終導致“亞洲主義”作為一個選項被提了出來，與日本的民族主義形成了密切關系。

      甚至可以認為，本文在開頭所提到的民族主義對內層面的普遍性，被這些近代日本人進行了歪曲與延展，從而在“日本與亞洲共有著歷史傳統與價值規范”的虛幻之中，將日本擴大為“亞洲”，與所謂的“亞洲主義”思想產生了聯結關系。但另一方面，對外層面的“日本特殊性”卻仍是根深蒂固的。這最終導致在向亞洲“延展”的過程中，究竟是繼續強調日本的特殊性，還是放棄日本的特殊性轉而強調亞洲的特殊性，變成了一個混淆不清的問題。或者說，他們在宣揚亞洲特殊性的同時，又拒不否認在亞洲內部日本的特殊性，從而出現了我們在歷史中所能夠看到的情況：時而強調日本的特殊性，時而強調“亞洲的特殊性”，由此導致近代日本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問題變得更加復雜起來。比如日本的代表性政治團體政教社，其機關刊物的名稱就曾同時使用過《日本人》與《亞細亞》。(11)這或許恰恰象征著：在具體的活動過程中，他們究竟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還是站在“亞洲主義”立場上，本身就是一個十分詭異的問題。

      由此看來，近代日本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之間的關系不僅無法否認，而且是緊密而復雜的。或許正是這種緊密而復雜的關系，向我們進一步揭示出“民族主義的雙重性格可能造成亞洲主義類型兩分化”的問題。那么，當時的情況果真如此嗎？它們之間究竟有何聯系？為了具體考察這些問題，接下來將以日本大正時期為中心展開探討。

二、反普遍、反封建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

      首先是大正時期歐化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的情況。可以說，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有所差異的。所以在進入大正時期之后，以往的歐化民族主義勢必會產生一些變化，帶有時代性特征。具體來說，在這一時期，日本民族主義以往“內爭民權，外擴國權”的雙重性格，開始以“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12)

      伴隨著這一時代潮流，要求“內爭民權”的反普遍、反封建的歐化民族主義所側重的內容，也就自然會表現為對內的“立憲主義”。同時自一戰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堅持了經濟上的資本主義，還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意識的發展與擴大。所以模仿、吸收西方文明的歐化民族主義也就會隨之帶有追求擴大民主的性質。然而，它卻又因為無法突破天皇制，或者默認了天皇制，只能將主權與治權分離，以“民本主義”(13)的方式展開。故而可以認為，在此時期，以往的歐化民族主義在日本國內外因素的影響下蛻變成了“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14)

      眾所周知，在明治時期的歐化風潮中誕生的自由民權運動并沒有實現其最初的目的。原本要求“內爭民權”的主張，最終在外部危機的緊迫狀態下承認了“外擴國權”的優先地位，“民權論”走向了“國權論”。但到了大正時期，形勢卻發生了顯著變化。日本不僅擺脫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且在一戰中得到了空前發展，成為世界五大國之一，可以說外部危機基本解除。這自然意味著“內爭民權”的主張有可能重回前臺。正如既往研究所總結的那樣：在近代日本“危機感高漲的時期，‘國家、國權’所占的比重會增加，被置于優先地位，而‘國民、民權’會相對地退向后臺；相反，若‘國家、國權’沒有面臨危機，那么國民的權利，即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的民權主張、尊重個體的思想就會相對地走向前臺”。(15)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開始在大正時期迅速發展。

      而且，當時國際社會中民主意識的擴大與普及也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有趣的是，這股民主意識是與民族主義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即：一戰中各國民族主義的激烈對決，造成了戰后全世界范圍內民主意識的發展。反過來，在戰后的民主意識之中，也包含了民族自決等民族主義思想。推動社會的民主，能夠進一步實現社會力量的廣泛動員，為民族主義提供發展的動力，如同軍事上的“總體戰”那樣發揮在政治上“國家總動員”的效能。(16)這顯然意味著在當時的日本，民本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也保持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把兩者分開論述貌似并不明智。在大正時期的日本，以往反普遍、反封建的歐化民族主義蛻變成同樣反普遍、反封建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或許正是當時時代背景之下的一種必然。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民族主義除了在橫向上與民本主義發生關聯外，又在縱向上與“亞洲主義”思想形成了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可以從“作為反普遍之特殊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與“作為反普遍之普遍的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這一對立模式中得以體現(見圖2)。即：“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并沒有僅僅停留在日本國內的范疇，而是在自身向外延伸、擴張的欲求與沖動下，在“日本即亞洲”的固定思想范式中，表現出了向“亞洲”擴大的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其反普遍、反封建的目標雖然沒有顯著變化，但其性質卻從日本的“特殊原理”擴大為亞洲的“普遍原理”了。所以它所發展出來的“亞洲主義”，自然就會是一種“反普遍之普遍”。而且如上節所述，“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作為歐化民族主義的發展形態，本身就側重于利用政治理念來凝聚、團結國民，所以在往“亞洲”套用時，它可以直接借用“民本”這一“普遍原理”而不需要為亞洲再另行創造、發明新的“普遍原理”。由此，“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在縱向上向“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的擴大最終得以實現。

圖2 反普遍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

      若結合當時的具體例子來看，這種橫向與縱向的關系顯然是能夠得到充分佐證的。比如在橫向關系上，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宣揚民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吉野作造就曾在其政論中指出：“國家終究是個人的集合體，我們在國家的發展上肩負著不可動搖的積極責任，這一觀念是明確無疑的。所以參政權，能夠在個人分擔國家責任的問題上得到新的根據。……由于能夠在國民中產生出國家精神，讓所有人都明確意識到從根本上充實、發展國家的目的，所以全面推行民本主義，是不容任何質疑的。”(17)可以看到，吉野在這里強調了“國民=國家”的觀念，認為個人意志與國家精神、個人權利與國家發展不應是相悖的，而應該相輔相成，融為一體。這實際上就是在用民族主義的話語來闡述民本主義的理念，用民本主義的邏輯來表達民族主義的精神，顯然是“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的具體表現。

      而另一方面，在縱向上，吉野作造的主張亦展現出了向“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擴展的趨勢。比如他曾對西方展開批判稱，西方“自詡為世界最優秀人種，自夸具有領導世界之責任并理應支配亞洲”，并進而宣稱：“東方的命運應該由東方人自己左右……我們不僅應該在與東方命運相關的問題上取得不容干涉的實權，而且還應進一步在參與討論世界命運的問題上蓄積力量，奮發圖強。應該噴射出東方的火焰，讓西方人從迷夢中驚醒。”(18)而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認為只有以日本為“模范”推進文明化(西方化)，東方才能夠得到發展。(19)可以說，吉野作造的這種“東方是東方人之東方”的理念，與“亞洲主義”的核心思想完全保持一致。在他看來，能夠將亞洲團結在一起的“普遍原理”，正是在日本社會西方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民本主義思想，或者說，是一種打著民本主義旗號的思想。這顯然意味著吉野作造在日本國內問題上所主張的政治原理，被其借用到了亞洲的問題上，從而實現了“特殊原理”向“普遍原理”、“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向“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的擴大與延伸。

      然而從其思想本質來看，這種在日本國內層面主張民權、追求平等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在向“亞洲主義”這一地區層面進行延伸的過程中卻展現出了極為消極的性質。比如吉野作造就曾在其他場合做出過如下論述，“在日本的恩澤之下，朝鮮人逐漸得到了優良之教育，并發展了知識”，日本“在滿洲的擴張，不能只是巧妙地控制在少許專管區域之內，不應僅在關東州(即中國的旅大地區——引者注)向北、到長春為止的細長地段內發展。而應進一步在其周邊實現廣泛的經濟發展。……換言之，日本的勢力必須向整個滿洲及蒙古腹地擴大，否則我國在滿洲擴張的理想將無法從根本上實現”。(20)甚至對于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也表示了支持的態度：“從(日本)帝國的立場來看，這已是最低限度之要求。此番措施，把握了對華交涉之良機，在與西方列國的關系上亦是選對了時機。從提升帝國未來在華之地位來看，是頗合時宜的。”(21)顯然，吉野作造的思想帶有濃厚的時代局限性。“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看似在向“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的“普遍原理”擴大，但實際上卻并沒有否認日本的特殊性，反而堅持了其自身利益與優越性并作為一種現實得到承認，仍舊帶有“特殊原理”的性質。因此，“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與其說是從“反普遍之特殊”發展而來的“反普遍之普遍”，還不如說是一種“疑似反普遍之普遍的反普遍之特殊”，抑或是“披著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

三、反特殊、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

      那么在同一時期，作為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另一類型，國粹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呢？可以看到，在當時的日本社會除了有模仿、追隨西方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外，還存在一股要求批判、反對西方的政治思潮。這股思潮，對一戰中西方列強的血腥與殘酷大加指責，認為“西方文明，其精神是掠奪性的；其手段，是將對自然界的掠奪直接轉向對人類世界的掠奪”，(22)并斷言其必然走向沒落的命運；進而基于此開始重新審視西方文明的價值，反思日本繼續前進的方向。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往的國粹民族主義得到了發展、壯大的契機。它與偏重“對內立憲主義”的歐化民族主義有所不同，更傾向于“對外帝國主義”并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極端化，最終蛻變成“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23)

      顯然，與明治時期“歐化運動vs.國粹運動”的情況相同，大正時期的日本仍舊存在著并行性的政治思潮與政治運動，走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上。而其具體表現便是：“民本主義vs.超國家主義”，抑或是“大正民主運動vs.超國家主義運動”。

      事實上，“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之所以在此時得到了發展與壯大，與大正民主運動本身所造就的百家爭鳴、自由開放的輿論環境也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這一寬松的環境下，它開始在日本社會驟然增強影響力并迅速作為一種“包含豐富要素和政策構想的潮流推展開去”。(24)再加上當時受內外思想的刺激，開展社會運動已然成為一種流行現象，大批日本民族主義者“放棄了(以往)傳統家庭倫理道德所推崇的那種含蓄方式，轉而采取了更加充滿暴力的直接行動”。(25)由此導致“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在繼承國粹民族主義思想主張的基礎上，顯得更為野蠻與粗暴，并以“國家改造運動”或“昭和維新”的極端形式表現出來。比如當時“觀念右翼”向“革新右翼”的轉變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它們在大正時期曾頻繁利用日本國內外的各種政治事件以及國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情緒，一方面大肆鼓吹反西方的言論，另一方面猛烈攻擊追隨西方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并進而蓄積力量，謀劃、實施了各類具體行動。

      而這些具體行動，大多以“對外反對西方的偏見與壓制，對內反對政黨政治與協調外交”的形式表現出來。譬如1924年美國頒布“排日移民法案”后，代表性超國家主義者、右翼理論家、活動家大川周明就曾憤慨地鼓吹：“此次日本人排斥法案之無理非道，如青天白日一般不容任何質疑。美國迷失在固執的人種偏見之中，對日本緊閉國門……我等對此奇恥大辱應當容忍嗎？……我國應當停止多年來的娼婦外交(指政黨政治所采取的協調外交——引者注)。因為以穩健自詡的娼婦外交，其惡果現在不是正擺在我們眼前嗎!”(26)或許正是以此思想主張為核心，大川繼老壯會(1918)、猶存社(1919)后，又于1924年創辦了“行地社”，揚言要“則天行地”，將自己的政治主張直接付諸現實的暴力實踐與改造運動中。也恰恰以其為代表，在此之后，諸如東興聯盟、大雄峰會、大日本正義團、建國會、士林莊、大行社、一新社、金雞學院、全日本興國同志會、天劍黨、愛國社、國民戰線社等一大批激進團體、右翼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地在日本社會中涌現，如核物質的鏈式反應一般爆發性地膨脹擴大，共同推動了“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的猛烈發展。

      不僅如此，這種“作為反特殊之特殊的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還體現出了向“反特殊之普遍”延伸的趨勢。即：與“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一樣，它也具有向亞洲擴張的欲求與沖動，也帶有“日本即亞洲”的固定思維。雖然在反特殊、反西方的目標上沒有變化，但其囊括的對象卻從日本向亞洲發生了擴大，由此產生出“超國家主義之亞洲主義”(見圖3)。然而不同的是，它作為“族群性民族主義”，本身并不具備類似“民本”那樣的普遍政治原理，所以在將“日本”掩飾為“亞洲”的時候，不得不另想辦法去尋找、創造一種可資利用的“普遍原理”。但從族群性的角度來說，亞洲社會自古以來就不存在完全共通的價值核心與精神交點，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也缺乏足夠的等質性與相互認同感，是多元性的存在。西亞的阿拉伯國家自不待言，東亞的中國、日本、朝鮮、印度，也都擁有各自的歷史傳統、社會文化與價值取向。要在這種多元的亞洲社會去尋求普遍的原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萬般無奈之下，它只得強詞奪理，把日本的原理直接等同于亞洲的原理，從而體現出“日本=亞洲”的特色，帶有更為野蠻與粗暴的色彩。

圖3 反特殊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

      而這種情況，是可以從當時“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的相關言論中找到具體體現的。比如，以其代表人物大川周明為例可以看到，他曾在自傳中確認過自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立場：“(在27歲那年)我閱讀了大量的史書，在這一過程中頗為意外地開始對日本歷史產生了興趣。在花費大量時間撰畢《列圣傳》之后，我作為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變得頗為強烈，逐漸對一切日本性的東西都興致盎然。……在此以后我下定決心：所有一切都必須用日本的方式來進行思考，用日本的方式來展開行動。”(27)這顯然意味著他所信仰的民族主義，與當時的“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有所不同，乃是以日本的歷史傳統與價值理念為基礎的“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屬于“族群性民族主義”的范疇。

      進而，這種民族主義向“亞洲主義”發生了擴展。他宣稱“日本被上天委以新世界領導者之大命，吾等之任務在于拯救受西歐之虐的國民，進而讓亞洲擺脫外部不正當之壓迫，發展其本來文化”，故而要“宣揚亞洲人之亞洲……日本民族應認識到此種偉大使命”。(28)尤其是，“代表歐洲的一國(美國)與代表亞洲的一國(日本)均應作為代表東西的戰士被選擇出來，為創造新的世界而戰”。(29)然而，在“亞洲的共性、亞洲的普遍原理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上，大川卻遭遇了難題。他感慨道：“亞洲的政治復雜，產業形式多樣，文化樣態繁多，亞洲絕非一體。或者說太過于不像一體了。”(30)所以為了敷衍這一事實，正如我們在大川周明的著作中能夠經常看到的那樣，他選擇的做法是：大肆鼓吹日本能夠等同于亞洲，或者日本就是亞洲本身。即：“無論對于三韓文明，還是中國的儒教文明，抑或是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都毫無遺憾地領會并攝取了……我們吸收了亞洲文明的一切內容，并使之在國民生活中得到復興……由此得以使亞洲渾然一體，成為與西洋文明相對的東洋文明。……將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完美呈現出來，無疑就是日本人光榮的特權。”(31)進而他強調：“復興亞洲的戰士，無疑也是改造日本的戰士。啐啄同時、相輔相成，大乘日本之建設，正意味著真正亞洲之誕生。”(32)從而將日本國內層面的超國家主義、國家改造運動與“亞洲主義”思想緊密關聯起來，使“超國家主義之亞洲主義”得以成立。

      可以看到，由于“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本身并不具備可資利用的普遍政治原理，所以它為了進行敷衍，最終選擇了將日本的“特殊原理”直接等同于“普遍原理”的方式。這實際上也不過是一種“疑似反特殊之普遍的反特殊之特殊”，抑或是“披著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而已。而且比起“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來說是更加野蠻與粗暴的。它完全無視了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與感情，強行將亞洲捏合起來，統一在日本的“特殊原理”之下，并采用日本優越論、日本盟主論來作為理論性支撐，以日本一國的利益等同于亞洲整體的利益。這顯然與侵略主義無異。所以它在此后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搖旗吶喊，成為壓迫弱小民族、發動侵略戰爭的理論工具，就絕不會是偶然的事情。

四、結論

      綜上所述，拙論基于既往研究的寶貴成果，結合國內外相關資料，嘗試以大正時期為中心考察了近代日本民族主義的雙重性格及其與“亞洲主義”的聯結關系，以期通過這一考察來窺探近代日本對華侵略活動的思想基礎，及其對華政策的理論依據。

      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自誕生以來，一方面帶有主張開國、追隨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帶有主張攘夷、對抗西方的傾向。這兩種性格既矛盾又統一，在“作為反普遍之特殊的歐化民族主義vs.作為反特殊之特殊的國粹民族主義”的對立模式中能夠得到集中的體現，證明了近代日本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更是一種“反普遍與反特殊”“反封建與反西方”并行發展、纏繞交錯的復雜集合體。

      到了大正時期，這兩種類型在時代背景下，與當時日本國內外的形勢相結合，分別向“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產生了蛻變，并進而帶著向“亞洲”延伸、擴張的欲求與沖動，在“日本即亞洲”的固定思想范式下，進一步向“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亞洲主義”發生了擴展。由此，形成了一種能夠根據“日本價值與西方價值”“日本范疇與亞洲范疇”等條件來進行梳理、區分的思想架構(見圖4)。

圖4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與亞洲主義

      通過對這一架構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民本主義之民族主義”與“超國家主義之民族主義”都與“亞洲主義”產生了密切關系。近代日本民族主義本身在對內層面的普遍性被歪曲、利用，成為將日本等同于亞洲的工具。但是在具體的手段上，兩種類型之間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即：前者因為本身側重于強調“民本”這一普遍政治理念，所以在跨出“日本”范疇、主張“亞洲”范疇時擁有著可以直接利用的“普遍原理”；而后者則因為側重于強調日本本土的歷史傳統與價值理念，所以在進入“亞洲”范疇時遭遇極大的難題，不得不強行將日本的“特殊原理”與亞洲的“普遍原理”等同起來，以達成其目的。

      然而，正如吉野作造、大川周明等人的思想言論所體現的那樣，無論是前一類型還是后一類型，在地區層面宣揚所謂的“亞洲主義”時，對于日本的特殊性都沒有進行否定，甚至還反過來將其作為一種現實，大肆鼓吹日本在亞洲的優越地位。這顯然意味著“民本主義之亞洲主義”不過是一種“疑似反普遍之普遍的反普遍之特殊”，而“超國家主義之亞洲主義”則是一種“疑似反特殊之普遍的反特殊之特殊”。兩者都是從日本的“特殊原理”延伸、擴大而來的“披著普遍原理外衣的特殊原理”，都帶有將日本一國利益等同于亞洲整體利益、主張“日本=亞洲”的消極色彩。因此，它們在近代都不可避免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幫兇，成為其美化侵略戰爭的理論工具。

注釋：

      ①具體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其英文原版為：Bene 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ised edition,Verso,2006.

      ②大澤真幸、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論』，有斐閣，2009年，第1頁。

      ③在一般概論與通史研究方面，國內學界研究主要有，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義(1868-18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陳秀武：《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李寒梅：《日本民族主義形態研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等等。而日本學界則主要有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ゐナショナリズム」，上山春平：『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河出書房，1953年；木村時夫：『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前野書店，1966年；姜尚中、森巣博：『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克服』，集英社，2002年；松本健一：『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筑摩書房，2010年；大澤真幸：『近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講談社，2011年；等等。在專題研究方面：(1)針對思想的起源、邏輯與發展進行考察的主要有徐靜波：《近代以來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潮》，《日本學論壇》2007年第1期；張憲生：《論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思想起源》，《東南亞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2)從具體人物與事例入手進行研究的主要有西田毅：『近代化と自我·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諸相』，晃洋書房，2001年；王明兵：《福澤諭吉的中國批判與日本民族主義》，《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莊娜：《戰前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外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1期；等等。(3)還有從文化學、人類學等不同角度切入課題的，比如魏育鄰：《日本文化民族主義批判》，《日本學刊》2006年第3期；等等。然而從思想的雙重性格入手，將其與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思想關聯起來展開集中性、具體探討的研究卻付之闕如，難得一見。

      ④由于英文“Nation”包含了國民、國家、民族等多重概念，故“Nationalism”可與“國民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對應，使其定義呈現多元性，難以形成統一意見。本文在此暫稱“民族”“民族主義”。

      ⑤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⑥大澤真幸：『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グロ一バリズム』，新曜社，2014年，第49頁。

      ⑦即打著“團結亞洲，共抗西方”抑或是“亞洲是亞洲人之亞洲”的旗號，行侵略之實的思想。

      ⑧還有一些研究曾從日本經濟的依賴性與反依賴性來闡述這種雙重性格。具體內容參見江口圭一：『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青木書店，1998年，第23頁。

      ⑨比如當時代表性國粹主義團體政教社，就曾在其社論中提出“日本兼具西洋之文明與東洋之身體”，“較亞洲各國最先完善其文物，故有作為先覺，開導亞洲各國后覺之重責”。參見政教社：「亜細亜経綸策」，『日本人』，1890年第45號；政教社：「亜細亜旨義とは何んぞ」，『亜細亜』，1892年第32號。

      ⑩愛德華·卡爾曾將民族主義劃分為君主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大眾民族主義三種類型，并認為君主民族主義肇始于16、17世紀的歐洲，強調君主掌握國家主權，并作為民族主義的象征。具體參見Edward H.Carr,Nationalism and After,London:Macmillall,1945.

      (11)其名稱在1888-1891年為《日本人》，1891-1893年為《亞細亞》，1893年以后兩個刊物同時發行。

      (12)該理念被統稱為“倫理的帝國主義”。其中的“立憲主義”，主張用憲法限制天皇的權力，帶有民主色彩。相關內容參見錢昕怡：《簡論浮田和民的“倫理的帝國主義”》，《日本研究》2012年第2期。

      (13)由當時的日本政治學者吉野作造提出，主張不論主權是否在民，至少應以人民為根本，代表人民利益。

      (14)即Democratic Nationalism。也有研究將此稱為“National Democracy”。參見佐藤太久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デモクラシ一」，『霊性と平和』，2016年第1期。

      (15)岡本幸治：『北一輝転換期の思想構造』，ミノルヴア書房，1996年，第43頁。

      (16)參見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一論』，中央公論社，1974年，第41頁。

      (17)吉野作造：「民本主義の意義を説ぃて再び憲政有終の美を済すゐ途を論ず」，『中央公論』，1918年第1期。

      (18)吉野作造：「豪州人の日露戦爭観を読みて」，轉引自佐藤太久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デモクラシ一」，『霊性と平和』，2016年第1期。

      (19)米谷匡史：『アジア/日本』，巖波書店，2010年，第82頁。

      (20)吉野作造：『満韓を視察して』，松尾尊兊：『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7·吉野作造集』，筑摩書房，1976年，第168、174-175頁。

      (21)吉野作造：『日支交渉論』，警醒社書店，1915年，第255頁。

      (22)若宮卯之助：「大亜細亜主義とは何ぞや」，『中央公論』，1917年第4期。

      (23)即“Ultra-Nationalism”，最早出現于1945年9月22日的美國文件《投降后初期美國對日方針》，此后由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翻譯為“超國家主義”，并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廣泛運用。

      (24)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世紀システム』，第一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第177頁。

      (25)麥克萊恩：《日本史：1600-2000》，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頁。

      (26)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會：『大川周明関係文書』，芙蓉書房，1998年，第194-196頁。

      (27)大川周明：『安楽の門』，出雲書房，1951年，第803頁。

      (28)大川周明関係文書刊行會：『大川周明関係文書』，第107、111-112頁。

      (29)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社會教育研究所，1925年，第91-92頁。

      (30)松本健一：『大川周明』，巖波書店，2004年，第354頁。

      (31)大川周明：『日本文明史』，大鎧閣，1921年，第4、8頁。

      (32)大川周明：『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大鎧閣，1922年，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