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清末以來，我國發生過三場“國進民退”，第一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場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垮臺，第三場將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邊緣。

事實上，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央各項刺激經濟政策和投資，主要作用于國有企業，新一輪“國進民退”大有潮涌之勢，對民營經濟的生存環境及未來信心是很大的打擊。

民富才能國強，獨大未必為公。在國民經濟格局中，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國企與民企的發展關系，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都是必要的，片面扶植或壓抑其中一方，都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歷史已經證明：“國進民退”沒有可持續性，“國民共進”才是人間正道。

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門戶，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和自由貿易，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面臨解體。清政府不得不“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由此發生，但其主體思想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

洋務派創辦的中國近代工商業，始于軍事工業，繼而發展到與民用有關的行業。但官營企業管理不善、貪污浪費等弊端日顯，加上資金短絀等困難，李鴻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辦”政策，開啟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一道門縫。利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的大型民用企業，主要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中國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漢陽鐵廠等。

這些企業的私人投資，有很多來自權貴官紳。他們在經營上享有免稅﹑減稅、貸款、緩息以及專利等優惠和特權。由于產權不明，一些戴上了紅帽子的“官督商辦”企業，實際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進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國企”的老總盛宣懷，亦官亦商的雙重身份，使他成為化公為私的最大獲利者。

清政府對于發展私人資本一直搖擺不定，長期沒有開放私人創辦新式企業。統治集團內部一部分人仍將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官產，要求防止民間資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則主張發展私人資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國強兵之道。直到甲午戰敗，國力衰微，《馬關條約》又規定外人可在華設廠投資，民間設廠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并鼓勵私人興辦企業。這是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民進國退”。

據估算，從1894年到1913年的產業資本總量看，民族資本的增長超過了官僚資本：官僚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4.32，年增長率為9.2％；民族資本規模增長倍數為20.45，年增長率為17.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歷史表述，籠統地將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混為一談，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后者是從國家資本中蛻變而出的權貴私人資本。

清政府對紡紗、碾米、造酒等行業開放民營，而對航運、電報、鐵路等行業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發動了將招商局收歸國有的攻勢，被李鴻章強壓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他將盛宣懷掌控的電報總局收歸官辦，壓價收回商股；繼而奪去盛的招商局督辦一職，改派親信楊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懷在李蓮英的支持下東山再起，出任郵傳部右侍郎。他發動電報總局商股股東與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資損失。同年光緒、慈禧崩逝，袁世凱罷職閑居，盛又以經營虧損為由，于翌年召開招商局股東大會，選舉自己為董事會主席，將招商局完全改為商辦。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斗，也交織著官商矛盾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這種改制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結束時，約有44個官辦、官商合辦企業實現了由官營到民營的轉變。

1911年，盛宣懷進入“皇族內閣”，出任郵傳部大臣，統管鐵路、電報、航運、郵政，儼然成為朝廷重臣。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范圍，盛宣懷一改過去的主張，出臺了一項“國進民退”政策，觸發了四川保路風潮，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

鐵路于1865年引入中國后，其經濟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1904年，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為商辦，1909年宜昌至萬縣段開工。與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鐵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隨糧強制征收，值百抽三，相當于政府攤派集資。就股權而言，川人無分貧富貴賤，都與這條鐵路利益攸關。

1911年5月，在盛宣懷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鐵路干線國有”，并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粵漢、川漢鐵路的借款合同，以兩湖厘金鹽稅擔保，借款600萬英鎊。規定兩路聘用外國總工程師，四國銀團享有修筑權及延長繼續投資的優先權。

鐵路國有化，列國不乏先例，鐵路民營也確實存在資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義大潮風起云涌的時代背景下，鐵路國有政策雖不無經濟依據，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辦民辦之間來回切換，卻更有出賣路權、與民爭利之嫌。

當時兩路均已發生巨額虧損，竣工遙遙無期。政府以國家股票贖回了湖北、湖南、廣東的商股。因各省商股虧損程度不同，故在贖回時的待遇也不同，兩湖最優，廣東次之，商民雖有抗議，風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萬兩股金中，有300萬兩虧空政府不予認可。川省鐵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來自下層民眾，既不能退回股金，換股條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難免激起民憤，一場路權風暴由此爆發。

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全川各地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8月間出現了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進入9月后，更發展為全省抗糧抗捐。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運動領導人，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開槍鎮壓請愿群眾。同盟會聯合哥老會等反清會黨發動起義，川省形勢全面失控，清廷急調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武昌兵力空虛，革命黨人于10月10日首義成功。隨著各省紛紛獨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盛宣懷是近代影響巨大的實業領袖，在政商兩界長期左右逢源；端方、趙爾豐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識見遠非顢頇的守舊官僚可比；這些體制內新銳人物及各省的立憲派士紳，推動著清末的“預備立憲”潮流，與同盟會為首的革命派展開競爭。“不審勢則寬嚴皆誤”，當經濟維權事件演變為官民間的大規模群體對抗，引燃了革命的導火索，體制內革新派精英也難逃玉石俱焚的下場。

如果說清末的“國進民退”有較鮮明的人治特色，國民政府的“國進民退”則帶有深刻的團體烙印。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繼承了會黨傳統，而“以俄為師”重建的國民黨，融入了列寧式政黨的集權血液。其經濟政策中的威權主義色彩，隨著外患的加深和權力的膨脹而日益凸顯。

1927—1937年間被稱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黃金十年”，民間資本與國家資本并行發展，互有消長，民族工業資本年均增長率超過8%。民營企業在紡織、礦業、交通、電力等經濟領域占有優勢。到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全國工業資本（包括礦業）約有13.76億元，其中民營資本約為11.7億元，官營資本只有2.06億元，約占15%。抗戰頭三年，后方民營工業投資也超過戰前全國平均額。

1930年代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令計劃經濟思潮在國際上崛起，也影響到國民政府的主政者。蔣介石欣賞納粹德國的“統制經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心儀蘇聯的“計劃經濟”。國內企業家和學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計劃經濟。

例如盧作孚就主張：“在計劃經濟原則下，政府所必須直接投資經營的事業，只限于人民不能經營的事業，此外，則皆投資于人民所經營的事業，而讓人民管理其盈虧成敗。政府只站在全盤產業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關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關系，而獎勵指導幫助每一樁事業，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樁事業。”

“九一八事變”后，政府開始轉向戰時體制，重點發展國營企業。1934年原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工業建設，推行重工業建設計劃，成為權力最大的經濟主管部門。

“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四聯總處），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同時通過資源委員會控制戰爭資源，對經濟實行全面干預。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正式確立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國營工業，國家資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紡織、電力、交通等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并迅速占據優勢。在一黨專政體制下，孔、宋等豪門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乘機憑借體制權力駕御經濟形勢，化公為私，與民爭利，大發國難財。

到抗戰后期，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已處于壓倒性優勢。通貨膨脹、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國家資本和豪門權貴的壓迫侵奪，令民營工業處境日艱。戰時的金融壟斷、物資統制和通貨膨脹，導致民營工業借貸無門，資源匱乏，在國家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壓迫下日益萎縮。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忙于復員接收，軍工訂貨大部停止。很多民營廠家發不出工資，瀕臨破產境地。而當局卻將其視為累贅，不聞不問。民營企業家們不甘坐以待斃，依托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等團體，不斷與聞國是，參加憲政運動，呼吁“經濟民主”，決心聯合抗爭。他們要求參加政府對敵偽工礦業的接收和復員工作，要求繼續訂貨并收購產品，要求發放緊急工貸以渡難關。

戰后國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敵偽產業，不僅導致了政權的腐敗，也加大了“國進民退”的比重。在經濟部接收的2243家工礦企業中，除保管未處理者448家外，轉由經濟部直接經營或移交資源委員會等機關經營者1017個，發還原業主者298個，標售給民間經營者441個，其中電廠因多系國營或戰前已有原主，未作標售。戰后民營工業資本僅恢復到戰前的78.6%，官僚資本則突增至戰前的2.8倍，“國進民退”已成定局。

這場“國進民退”的后果，是民營工廠大批倒閉，工人失業；迅速膨脹的國營企業腐敗滋生，效益低下，出現泡沫化。社會通脹失控，物價飛漲，政府稅收銳減。及至國民政府意識到危機，出于擴充稅源等考慮，試圖改推“國營事業民營化”來補救，但大錯已經鑄成，民間資本已衰敗到無力接盤，令這一方案無疾而終。

國營企業腐敗，民營企業衰敗，這些弊端是一黨專政體制所無法解決的。財政崩潰、民心思變和軍事失利，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