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聯想控股在香港正式開始了全球路演，外界給予了這家30年的企業極大的關注。看到這些報道，我的腦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現出27年前，我陪同中科院周光召院長第一次去參觀香港聯想時的畫面：在香港柴灣非常破舊工業區，一個擁擠雜亂的小樓里，柳傳志在一群穿大褲衩、光膀子的工人忙碌的身影中，給我們講聯想未來國際化的夢想。

這些年當中，也經常有人問我同樣的問題：如果當時你沒離開中科院，好好做你的處長、走你的仕途，你的人生會怎樣?

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是從1992年和柳傳志一起坐火車硬座的經歷說起。

1990年，我正式離開中科院加盟聯想，先是在總裁室工作，從柳傳志的助理做起。后來因為要派到香港聯想工作，所以幾乎將聯想當時的各個部門都實習了一遍，工廠做過，也賣過打印機。當時做的也都是一些小事，和我以前在中科院經常接待諾貝爾獎科學家、接待高級別的外賓相比，真是有很大的落差。

1992年，我陪柳傳志從深圳到廣州出差，當時的條件，只能坐硬座。就在那個咣咣鐺鐺的硬座火車上，柳傳志和我講了很多如何適應企業工作的心里話，直到現在，那個場景，那些可能影響我一生的話，我都無法忘記。

在大家眼里，我是“資產階級小姐鬧革命，從城市到延安”，關于我在中科院時從處級干部升任副局級干部時遇到的困擾，柳傳志也是很清楚的。

在擁擠的火車上，柳傳志對我說：“雪征，你要知道企業做事情是以結果來考核人的，不是考核過程。面對結果與過程，任何時候都不要埋怨。不要埋怨領導，不要埋怨環境，也不要埋怨對手或者你的同事，你只能埋怨你自己做得不夠好。”

柳傳志還說：“企業和體制內最大的不同，就是企業是為了做事而做關系，不是為了做關系而做事。我們做的事情是我們的事業，如果把這個想透了，你就不會覺得委屈。”

柳傳志在中科院時一度調到科學院的干部局工作，但很快就發現自己不適應這個工作。柳傳志說，當時他有兩個選擇，要不好好做下去，也會做得很好，要么就離開，但是他絕不會坐著這個地方又不干事還發牢騷，這是沒有用的。

這些話對我的啟發是非常之大，甚至徹底扭轉了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包括后來在聯想工作的17年，我都把這些話當成座右銘。

那次漫長的硬座之旅，使我終身受益，而兩年之后的1994年，柳傳志也用他的親身經歷，再次讓我在實踐中懂得了這些話的真正含義。

當時，聯想準備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當時紅籌上市在香港的不多，大概也就那么兩三家，真正實現上市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1994年聯想集團在香港成功上市

在一個寒冷的冬日晚上，為了向一名負責相關工作的處長匯報工作，柳傳志帶著我和另外一個同事在冷風中等了將近3個小時，天那么冷，但是柳傳志一直樂樂呵呵的，沒有任何一點埋怨的意思。他還一度怕我們餓著，讓我們去吃點餃子。因為怕錯過和處長匯報工作的機會，我們還是沒有去。

還有一次是在香港，也是為了向相關人員匯報情況，柳傳志帶著我在酒店大堂等了很久很久。最后，終于爭取到了說上幾句話的機會，其實就是這個人從酒店門口走到電梯間這短短的不到一分鐘時間。

后來，每當說起這些細節，柳傳志總會和我說，雪征你千萬要記住，我們是要做大事的人，永遠不能埋怨。

中國有句古語，“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在和柳傳志共事的17年間，我經常會想到這句話。也是在這17年間，柳傳志用這種“做大事、不埋怨”的態度，化解了一個又一個狂風巨浪。而我自己，也在隨后的工作中真正感受到了這種心態的好處。

1997年前后，香港聯想出現財政困難，在我幾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各個銀行之間算利率、爭取貸款的時候，我真的沒有一點難受，也從不覺得委屈。后來，聯想并購IBM PCD，需要國內6個部委都一致通過，雖然工作量巨大，但是我心里很坦然，我的動力，就是要把事做好。

即便是到了現在，我離開聯想集團從事投資工作，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深圳到廣州的那輛火車上，柳傳志對我說的那句話——我們是要做大事的人。

與柳傳志工作過程中，他的一次發怒讓我徹底知道了何為“帶隊伍”。

我還在中科院工作的時候，別人總和我開玩笑說，馬雪征上至副總理下到車老板都能聊得來，掃地購物辦簽證，樣樣都很精通。反正是很多小事兒我都能做，也喜歡琢磨。

到香港聯想工作后，雖然柳傳志經常講搭班子、帶隊伍，也多次提出希望我能夠多帶隊伍，不要太陷在各種小事里，但我沒有特別放在心上。

有一次，柳傳志要去內地出差，我又很麻利的幫他訂好了酒店和機票，還做了簽證延期等工作，完成后，我愉快地跑去和柳傳志說，機票酒店都訂好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和您一起去，如果不需要，工作也都已安排好了。

柳傳志這次是真忍不住了。他很嚴肅地和我進行了一次談話，幾乎拍了桌子。他說，“雪征，我真的希望你能多花點精力去研究如何帶一個團隊去打仗，將來公司有更多工作需要你去處理，希望你可以承擔起更大的任務?！?/span>

說完之后，他竟然非常堅決地讓我把機票和酒店全都退了，讓秘書重新訂。當時香港聯想還是家小公司，大家都非常節省，退訂機票要承擔不少損失，我和柳傳志說，就不用這么費勁了，有和秘書解釋的功夫，我自己早就訂完了。

我永遠記得當時柳傳志堅毅的表情，他毫無商量余地的說，“這次必須這么做!”

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堅決，讓我深深記住要提高自己的站位，做更大的事。后來只要誰和我提起訂機票，我就會本能的全身一激靈。我也在那一刻，知道了柳傳志的良苦用心，也知道了“帶隊伍“，心中要有更大視野的真正含義。

后來十多年以后，在我牽頭進行收購IBM PC的談判，我們100多人的談判隊伍，進行了13個月的談判工作，最高峰在香港的會展中心開了13間房，分成13個談判小組，整體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有走漏一點風聲，現在想來，如果沒有當初柳傳志那次退機票事件的一記重錘，我真的領悟不到帶隊伍、調動每個人積極性的真正含義。

除了這次退機票事件讓我記憶猶新外，還有一次是關于“職業經理人“的討論。

當時應該是2002年左右，聯想內部有一個高層的會，討論“職業經理人和公司主人“的話題。當時，柳傳志問我，“雪征，你認為自己是職業經理人還是公司主人?”我回答說，“我是職業經理人啊。”因為，我當時對職業經理人的理解就是“誠信和專業?！?/span>

柳傳志告訴我，他對我不是這個要求，他是要我“把命放進聯想”，希望我真正以主人的態度去做這份事業。當時，雖然我沒怎么反駁，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己沒有什么錯。做一個誠信、專業的職業經理人有何不對呢?

多年以后，當我站在柳傳志身后，看到他一次次以公司主人的心態，帶領聯想度過一個又一個難關，幫助聯想攻占一個又一個高不可攀的山峰，使很多人實現自己夢想的時候(包括我自己)，我才真正明白柳傳志那番話的真正含義。

在離開聯想的這幾年中，我自己做投資業務，更加明白“帶隊伍“、”以船主的心態做船長“對于一個公司的成長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