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科學家？

美國近年來出現了有志于自然科學的青少年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求的問題。研究發現，一般13到 15 歲時便對科學產生濃厚興趣的青少年，以后有較大機會走上以科學為職業的道路。所以美國社會中各科學團體近來比較注重面向中學生宣傳科學知識，并讓他們盡早了解科學家們的工作和生活，以便他們從小產生對科學的興趣。

一次，一位大學化學系的教授在給一些中學生作講座時，告訴學生們，科學家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種工作狂，很多科學家除了研究以外，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愛好，比如愛因斯坦拉小提琴很不錯，而化學家自己則是一個很不錯的合唱團業余指揮，所以，有各種愛好的人都可以成為科學家，并且可以有機會保持對此愛好的終生興趣。

他講完后，另一位物理學家上臺說，剛才某教授告訴了你們一種類型的科學家是什么樣，其他的同學不要覺得被排除在外了。他說，我這種科學家就是什么愛好也沒有，而且比較怪的那種人，如果你們中有誰覺得自己在同學中很不受歡迎的話，就拿我作榜樣好了。

從科學史中可以看到，真正的科學家是多種多樣的。幸好，科學成就并不因為某個從事其研究的科學家有什么優良品格就會是正確的，也不會因為從事其研究的科學家品德敗壞就是錯的。在科學共同體之內，任何理論和實驗都要有嚴格的推算、細致的實驗結果和分析才有可能得到贊同或確認。科學界的確是由一群具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生活態度，而且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們構成的。他們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探討共同關心的問題，外人或許會覺得奇怪，然而這正是科學交流應有的方式。

在上個世紀以前，科學家一般只對自己及少數自己依靠的人負責，他們不需要讓政府或社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并不從國家得到太多的支持，公眾對他們了解與否，無足輕重。他們主要是為自己的求知欲，以及少數同行的贊許而研究，科學研究當時的國際性非常強。那時，科學研究的實際價值并不是太重要的事，而且，科學家還沒有成為社會上英雄，社會還主要是以一種好奇的眼光看著他們。所以，本世紀初，英國大數學家哈代還可以以非常肯定的語調，作以下的評論：“如果一個數學家發現自己在寫關于數學的東西，他會感到很憂傷的。因為數學家的工作是做實事，比如證明新定理，使數學有所發展，而不是談論自己或別的數學家干了些什么......做事者對評論者的蔑視是最深刻的，總的來看也是合理的。解釋、評論、鑒賞是次等的工作。”

不過，上面的描述可能越來越不能確切地反映今天的真實情況，科學家的世界在進入20 世紀后的50年里，已經不再像當初西部牛仔的世界那樣浪漫。這主要是科學研究的社會化、職業化以及國家和公眾對科學研究關心逐漸增強的結果。

在今天，哈代的這種態度無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被認為是十分合理的。因為，在科學對社會影響日益深入的今天，讓社會了解科學的意義、成就、局限，已經成了科學家的某種義務，這不僅意味著對社會負責，也意味著為自己從事的事業負責，并對自己的飯碗負責。不過，很明顯的是，他們必須對之負責的對象越多，他們所受的制約就越多。除了遵從他們同行所公認的學術標準之外，他們還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標準。有時候，當外部標準要求較強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不得不犧牲一定的科學標準。這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情，實際情況中往往不得兩全。外在標準的介入，當然就相當于對科學家的行為方式和類型進行了自然選擇，只有適應的才能生存。

當然，我們不能認為現代的情形一定是對科學事業不好。首先，政府和社會的關心，實際上提高了科學研究和科學家的地位，其次，也保證了社會對科學事業的支持和資助。然而，外在的標準的影響還是應該寬松才好。

科學研究和科學家的地位的提高，讓許多對科學沒有真正興趣的人也選擇以科學為業。在外在標準較強時，“優勝劣汰”的結果是哈代所說的二流甚至三流的科學家當道。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政策管理上的問題。外界標準影響過大對科學的更深刻的不利影響是，由于限制科學家個人行為和方式，限制了科學發展的可能性。這方面不利的影響往往為政府官僚體系和公眾所忽略。

精密科學的精神，是要對粗糙的理論和假設“去蕪存真”，以保證科學知識的實在性。在實際科學活動過程中，“去蕪存真”的前提是先要有“蕪”的存在。科學的早期，人類的很多粗糙知識都可以充當科學發現的原材料。然而，隨著科學的發展，新的思想越來越依賴于科學家大膽的設想和聯想。在猜測的基礎上去求證和反駁，成為了非常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大膽的設想和聯想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和思維方式的多樣化。對科學家個人行為和方式的外在局限越多，科學家能夠大膽的設想和聯想的空間就越小；而且，他們對外界的操心越多，用于思考的時間就越少。

我們知道，科學上的許多重要發現都是人們意想不到的思考的結果。科學創新的活動，就是要去尋找原來誰也沒有認識到的事物之間的確切的聯系。如果我們的社會里，只允許一種或少數幾種科學家的存在，也許對社會規范是一件好事，但對于科學發展來講，一定不會太妙。當社會在要求科學家們肩負起社會負責的時候，恐怕需要比較謹慎，首先要弄清到底社會最需要的是新的知識，還是讓人心理上覺得比較舒服的技 術或別的成就。對科學家來講，提供新的科學知識畢竟是他們對社會的最根本的任務。哈代關于做實事和解釋、評論、鑒賞的區分，畢竟是真實的科學標準的要求。

要了解一個科學家的各個方面，最好的辦法莫過于閱讀科學家傳記。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一個科學家作為科學家的品質，與他作為一個具有豐富生活的個人的品質，以及他所具有的文化背景，作不必要的聯系。

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多次被人們問道中國文化背景對他的物理學成就方面的影響的問題。他的回答從來是說中國文化對他做人的方面影響很大，但跟他的物理學研究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

通過傳記，我們的確可以了解到科學家豐富的生活和內心世界，同時也可以觀察到不同社會背景、不同地域、國家的科學家們的區別，以及不同時代里科學家生活與行為的變遷。也許一些人讀科學家傳記的目的是從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榜樣，不過，科學家的確是多種多樣的。他們的真正共同點，應該說是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內的事物規律可以被認識有堅定的信念。很遺憾，即使這種對知識確定性的追求對其中一些人來講還并不是終生不渝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論他以前在科學上多么有成就，他已經不是現在時態上的科學家了。

關于誰是科學家，不會有一個確切的答案。簡單地說，在一個科學自主性比較強的社會里，各種各樣的科學家都有。反之，在一個科學自主性較弱的社會里，科學家的樣式就會少多了。在極端的情況下，那些缺損的類型，不是被流放，便在古拉格可以找到。

美國科學史家 J.布羅諾夫斯基 1956 年出版的《科學與人文價值》中有一段話，曾被引于《科學系統論》一書中，這段話可以說是對科學家以及他們的社會規范的較好描述：

“就公共生活的世俗標準而論，學者們在他們的工作上，多具道德。他們不發狂論、不欺騙，不會不惜一切代價地去游說。他們既不訴諸偏見，也不訴諸權威，他們常常坦白承認自己的無知。他們的爭論常是適度的，他們并不把所辯論的對象與種族、政治、性格、或年紀混淆在一起，他們耐心地聽取那些暢所欲言的年輕人或老年人的意見。這些，是學術的一般風范，而尤其應該是科學的美德。就個人而言，科學家無疑也有人類的弱點。他們中的某些人,可能有情婦而又讀著馬克思，有些人甚至可能是同性戀者而談著柏拉圖。在一個階級與教條似乎總是在威脅或哄騙的世界中，科學家團體被訓練去避免、并組織起來反抗除了事實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勸誘。身為科學家，若是像李森科那樣，違反了這個規則，便會受到輕蔑。若是像卡米勒那樣，發現在他們的實驗室中有人破壞了這些規則，便自殺。”

    中國社會對科學的理解：唯科學主義還是唯技術主義?

“為什么是我?”

對于西方世界來說，科學和技術成為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過去的好幾百年里逐漸完成的一個過程。然而對于中國社會來講，事情就大不相同。中國社會并沒有自發產生接近于近代意義上的有目的、有組織的自覺社會活動的科學，更沒有自發形成近代科學研究的社會傳統。

在鴉片戰爭中喪權辱國之后，中國是被迫開始接觸近代科學和技術的。一開始科學和技術稱作“西學”，而“西學”的象征便是“船堅炮利”等技術特征非常強的東西。就是對于“西學”，一開始也沒有自覺自愿地去學習。等到非學不可的時候，一下子接觸到西方世界幾百年里形成和發展出來的科學和技術的文化和傳統，除了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之外，恐怕就是手忙腳亂，窮于應付。因為歷史及現實的原因，中國一開始比較系統地了解西方的得力渠道，是從東方的近鄰日本。本世紀初數萬留日的學生，成為開創近代社會文化和技術變革的中堅。日本社會自己當時是否得了科學和技術的真傳，本身是有疑問的。中國的變革在這種條件下，也就更是在先天不足的基礎上，后天也得不到很好的學習機會。一下子要學的東西太多，也顧不上去梳理科學和技術，以及其它現代知識的源流。其后果則清楚地刻入了近代中國的歷史教訓之中。雖然如此，經過戰亂中的幾代人的努力，畢竟在中國播下了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種子。

1978 年，經過了近30年閉關和文化破壞之后，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在改革開放二十年里， 中國社會的進步非常巨大。在這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和社會也意識到了科學、技術和文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中國再次大規模地接觸到西方世界時，不管是新的還是舊的知識、技術以及生活方式，又都一齊涌入。并且，由于“破四舊”比較徹底的結果，中國人對自己過去的幾千年文化，也不得不在這短短的時間里重新進行發掘和吸收。這樣的吸收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一個剛生下來的小 孩，如果在一個較好的教育環境之中，有可能將過去人類幾千年里文明發展的基本知識學到。然而，這個較好的社會教育環境，則需要很多年的社會學習，甚至社會沖突過程，變成一種自覺的社會意識之后，才可以形成。

所以，在最近20 年里我們中國人的社會意識中，人類過去幾百年或幾千年從蒙昧走向知識昌明的歷程，必需在數十年的時間里重新完成。這樣的情形下，我們的社會心理便油然而生出一種文化學習上的緊迫感。用毛主席的著名詩句來說，便是一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可能導致對文化以及科學和技術的本身特性、發展規律以及社會作用的誤讀。這當然也是中國和世界上其它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共同問題。其表現往往是人們不管對科學和技術有多少直接的經驗和了解，要么是對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推崇無以復加，要么是由緊迫感的壓力而生出恐懼和反感。這兩種相反經驗的共同結果，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都會導致將科學和與之緊密聯系的技術工具化、意識形態化和泛政治化。

社會上將科學工具化、意識形態化和泛政治化的集中表現，便是不能予以科學相對自主的社會承認，而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前面提到的“科技”一詞的不恰當濫用，便是其結果。最近國內關于科技與人文的討論也非常之熱烈。其中常常被人們提到的科技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問題，更是把技術的濫用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一股腦地強加到了科學的頭上。雖然西方社會也有關于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負面的討論，但在他們那里，一般情況下反對的是唯科學主義，以及技術理性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并且對科學和技術的問題有比較清楚的區分。而在我們這里是極少進行這種區分。下面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的確值得三思。

東方出版社的西屋譯從，翻譯出版了 Egbert Schuurman 的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A Philosophical Challenge。這本書1995年出版，并在1996年印到了第二版。奇怪的是這本書的中文譯名被譯成了《科技時代與人類未來：在哲學深層的挑戰》。Technology 本義是“技術”，這里被被譯成了“科技”，語言上肯定是不對的。但應該說這不是誤譯，可以從本書的《譯者前言》和原作者為中文版所寫的《作者中文本序》的用詞差別上看出，原作者雖然明顯地區分了科學和技術，但在譯者所習慣的概念里，二者沒有什么區別。在短短兩頁半的《作者中文本序》中，原作者用到“技術”一詞約45次，“科學”一詞3次，并且沒有一次是用到“科學技術”這種連用的情況。可見原作者對“科學”和“技術”的界限是非常明確的。而在短短一頁半的《譯者前言》中，“科技”一詞有11次，“科學技術”用到了5次，“科學”一詞3次，“技術”一詞0次。更有甚者，其中用到“科技”一詞的句子是如下：“現代工業社會，由于科學的發展，商品空前豐富，人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根本上成為一個商業社會。在這種商業社會中，人的生活越來越單一化；人生活的外部自然，由于科技推動的工業發展和商業消費，變得愈發與人的發展對立起來；本來應當是人的發展的推動力量的科學，反而成了人的發展的障礙和對立面；科學發展的目的和意義被扭曲，成了奴役人的工具。”

在讀這句話之前，恐怕人們還不會意識到“科學”原來還有這么大的害處。原作者那里“技術” 的罪過，全跑到“科學”或“科技”的頭上了。恐怕這才真正是人們所說的“科學發展的目的和意義被扭曲”的真正原因。上面引的一段話，按照原作者的意思，應該毫不猶豫地換成“技術”。在這種意義上來看，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中國近代社會的“唯科學主義”傾向，便有些可疑了。典型的唯科學主義，具有非常堅定的普遍主義的特征，他們認為一切有效的或確定的知識，都應該以科學為基礎。然而，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的思想中，卻有較嚴重的反對普遍主義的傾向。人們更相信具有特定實用價值的“科學”，并且相信“科學”是進行社會改造和解決歷史問題的最有效的和最終的手段。18 世紀的歐洲的理性主義，是希望將科學作為知識的唯一來源，是對科學的知識性的崇拜；而本世紀中國社會，更多的卻是對技術的崇拜，也即對科學的實用性的崇拜。

因此，所謂中國近代的“唯科學主義”問題，也就可以被懷疑是不是一個真問題。中國近代，應該說是具有嚴重的“唯技術主義”才對。其表現正是在于對于技術，或者科學的實用性的崇拜。因為沒有區分“科學”和“技術”的界線，人們就很容易將國外的反科學主義以及國外對技術的濫用的憂慮混為一談地加以接受，從而認為科學，而不是技術是今日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

國外反科學思潮的敵人，起先主要是唯科學主義，他們反對將科學當成一種意識形態，并且反對將科學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在這一點上，科學界也普遍贊同。然而，反科學進一步指責科學的知識體系是一個沒有最終實在性基礎的，是所謂人為“建構”出的知識體系。在這一點上科學界的回答是認為科學是向實在逼進的最好的知識體系，科學根本反對將知識基礎建立在終極的絕對真理之上。目前國外反科學已成為“神創論者”反對科學的有力工具。然而，明顯的是，“神創論者”沒有量的概念，他們不能接受任何談論上帝存在的概率性判斷。在“神創論者”那里，要么上帝不存在，要么上帝百分之百存在。科學認為上帝存在的機率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神創論者”便把這忽略不計的機率作為上帝存在的無限依據。

在國外對技術濫用的焦慮方面，如《寂靜的春天》中所揭示的現代技術不加限制地濫用的危害問題，應該是屬于工業和農業技術應用和社會公共政策的問題。現代技術是科學發展帶來的，但并不是科學和科學研究的必然結果，而是工業、商業活動以及政府政策的短視和違反科學精神的后果。它所提醒社會的是在對待科學知識的應用方面，必須要有多方面的慎重考量和多角度的研究，而不能只為了短暫的利益而不顧后果。可以說，正是對“唯技術主義”的控訴和否定。

關于“唯技術主義”的討論，在今天的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明顯缺乏的正是科學的分析和求實精神。中國的專業技術人員并不少，可是往往因為太專業了，反而無法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我們可以拿美國社會作一個比較。美國社會的工業非常發達，一年培養的工學院本科、碩士和博士畢業生總人數卻只有約 10 萬人。而中國一年招收的工科學生總人數少說也有50萬人。這樣多的工科學生，中國社會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地接收和消化。同時，如果將美國的大學工程系研究內容按照中國大學工程系的研究內容標準進行比較，可以得出的明確結論是美國的研究內容過于理論化和科學化了。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學工程系里的大量研究，與美國很多公司內部的產業實用開發研究內容非常類似，但缺乏明確的市場目標和盈利的動力。其后果，當然是中國社會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嚴重誤置。

現在，中國社會和政府已逐漸認識到了現在中國教育的結構問題，并在逐漸進行改革，推行素質和通才教育。所謂素質或通才教育，無非就是要讓學生受到更多的一般人文和科學教育，扭轉“唯技術主義”的教育傾向。但是，社會對于技術的崇拜，將仍在一定的時間內阻礙社會的這一發展。合理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源的流動和組合，是近幾十年西方高科技發展的秘密。在高科技人力資源中，最主要的是有非常好的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一段時間制約中國高科技產業關鍵領域發展的瓶頸，是有非常好的科學訓練背景的科學家的缺乏，而不是傳統工程技術人員的缺乏。

“唯技術主義”強調科學中的技術知識對社會的建設和改造作用，并且讓科學背上了技術應用造成的社會和自然災難的“黑鍋”。因為“唯技術主義”強拉著科學參與社會改造，結果也將科學研究的對于社會價值的自主性拱手出讓，使科學成了政治和公眾輿論的奴隸。實際上，中國的政治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更是因為不愿或不能堅持“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精神，而飽嘗苦果。這正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唯技術主義”的罪過。科學研究的自主性一旦喪失，需要政府、公眾和科學界的多年重新認識、政策調整和建設才可能恢復。

科學研究的自主和自主性的不足，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各種科學協會成為形同虛設的機構，同行評議不足，學術期刊的質量低下。目前簡單以文章數量和 SCI 引用次數為標準評價科研成績的方法，只是有利于不懂科學研究的行政官僚對學術進行簡單評價的偷懶方法，正說明了中國科學界內部科學標準，必須由外在機制來決定的危險程度。其必然結果，因為真正創新成就需要時間才能得到充分的承認，這種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否定創新的精神，使急功近利的研究大行其市。經濟學上“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沙姆法則，或多或少地已經成為了中國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現實，將成為科學界今后要解決的一個艱難問題。

形成這個問題的根本的原因，簡單地說，是因為社會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太少，而且投入來源單一。結果同一方面的科學問題，一般都是由協同分工的幾個研究組分頭進行，因為大家在一口鍋里吃飯，要么爭得你死我活，要么一團和氣，學術爭鳴的基本機制失去了資源上的保證。另外，這些也是國家在科學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體制上的固有矛盾造成的。國家對科學和技術的資助政策應該有明顯的不同。技術投資要求避免重復，然而科學投資則需要廣泛支持和多渠道資助。中國的科學研究，正在從國家統一安排任務的技術目的取向方式，向自由選題的科學探索方式的轉變。要解決前面提到的問題，最主要的辦法恐怕也只能是向這方面有成功經驗的，科學發達的國家或社會學習。如何逐漸讓中國產生出高水平的科學和學術研究的社會體系，是面臨中國社會的一件極有挑戰性的任務。

下面的一句話，雖然很刺耳，但的確應該讓我們中國人警醒。美國著名科學家亨利·羅蘭在《為純科學說幾句話》中說：“要運用科學，就必須讓科學自身獨立下去，如果我們只注意科學的應用，必然會阻礙它的發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他們幾代人沒有在科學上取得什么進展，因為他們只滿足于科學的應用，而根本不去探討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原因。”

結論——“結論是思考停止之處。”

知識和智慧，一直是照亮人類心靈中黑暗和恐懼的那盞燭光。盡管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擺脫了人類祖先在曠野山林里生活的那種孤獨和恐懼感，人類今天是越來越相互靠近了。不過，陽光之下還總有陰暗的角落，社會中每個個人的心靈仍然需要知識和智慧的燭光來照亮。新生的嬰兒，更總是需要知識和智慧的燭光將他從一無所知的遠古帶到今日的世界中來。任何一個從未知到知的歷程，科學的知識和思維方法都將是每個人都可以掌握在手中的引路的燭光。

誠然，科學不是唯一能為人類或個人在黑暗中的摸索提供光明的東西。文化習俗、宗教、技術和工藝的實用知識，都在歷史和社會中有它們適當的位子。但是，沒人能夠否認，三者之中，科學能幫助每一個人，依靠每個人自己的固有的思維能力去同自然直接有效地對話，從而發掘出認識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的力量，從黑暗中找到真正的光明。而其它的知識體系，則要么是借助外在的力量，要么是借助對遙遠彼岸的信念，并不是像科學一樣，讓人發揮出自我的主體作用。在這種層次上，科學本身便與人文思想緊密地結合起來。

C.P.斯諾在1950年代末的著名演說《兩種文化》中，指出了人文知識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和科學家所代表的科學文化之間的沖突。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也許，在當時的社會里，只有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才代表文化，一般公眾和勞動者則是他們被動的聽眾。文化在當時幾乎還屬于精神上的奢侈品。不過，隨著技術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面向一般公眾和勞動者的大眾文化也有了機會發展和成長，社會的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初文化上被動的大眾，已經擁有了他們自己參與和創造的大眾文化，并且對社會的文化走向有了相當大的影響。這種大眾文化的本質，與技術文化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不僅表現在大眾文化的發展，與技術文化的發展，在歷史上的歷程也是吻合的。另外，從文化的社會主體來講，技術的工匠的傳統，是勞動階級的傳統，是現世的傳統，是建立在技術和工藝的基礎上的傳統。人文文化關心的人文價值，科學家關心的知識及其實在性，在技術文化則是直接的、對現世和現在的關注。如果 C.P.斯諾在今天來發表演講，那么他的題目應該是《三種文化》，而不再是《兩種文化》。

科學和技術在社會活動中的相互關聯已經為人們所認識，而科學與技術的區別，卻總是被忽略。很少有人自覺地將20 世紀飛速發展出來的大眾文化和技術文化，與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它們發展的科學文化分別對待。很多時候，人們也難于分清現代社會中的成就和失敗，到底是技術文化的成就和失敗，還是科學的成就和失敗。20 世紀工業、技術和商業界崇拜的英雄，是發明電燈的愛迪生、發明電話的貝爾以及賣軟件的蓋茨，科學界的英雄則是發現電磁效應的法拉第、創立電磁波理論的麥克斯維、發現電磁波的赫茲和建立了現代計算機科學基礎的圖靈。科學與技術兩種文化的分野，正是如此截然地有區別。人文、科學、技術三種文化的分野正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

人類社會無疑已經進入了人文、科學、以及技術文化并存的時代。如何協調，就要看人類和個人的智慧與社會適應能力。這三種文化之間，應該具有什么樣的關系，恐怕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三種社會力量的交叉和互動將非常復雜。如何在相互矛盾的運動中保持他們之間的相對的自主性，應該是每一個社會的公眾、政府及社會組織都會時常面臨的問題。人們應該認識到，推動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是工業、商業以及其中的技術應用，而不是科學的發展。這些技術應用，完全可以從別國或別的社會“拿來”。歷史表明，一個國家在技術和經濟起飛的時候，本國的科學研究和發展水平對技術和經濟并沒有太直接的影響。美國、日本的初期經濟發展、以及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事實，都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那么，本國的科學研究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應該說主要是在保持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方面。科學活動所能提供給社會的，是新的發現和新的知識，為技術的發展提供新的知識來源，以及通過科學教育，培養能適應未來變化和能夠研究和發現新的自然和社會問題的綜合性人力資源。正因為這樣，現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基礎，“科教興國”才成為一件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的大事。

愛迪生發明電燈以后曾說：“我要讓蠟燭成為只有富人才能負擔得起的奢侈品。”愛迪生的愿望，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確已經成為現實。燭的光芒有限，但它可備不時之需，可以用來照亮隱秘的角落。

科學，正是用來照亮人類心靈和前路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