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約20萬人聚集在瓦茨拉夫廣場，要求自由和民主重回布拉格。

左派和右派的極權主義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中的死亡，也許使我們得出錯誤的和樂觀的結論，這些制度在什么地方和人們行為及思想的真正本性相違背，它們之所以存在僅僅是歷史的某些失誤。而實際上，許多人無意識地向往那種他們所允諾的有秩序的和鐵腕的政府。

我回憶得出我的國家四十年前極權主義制度建立時的群情激昂，我也記得德國向希特勒上臺致敬的野蠻的興奮。這個世紀前五十年表明，極權主義制度吸引了整個社會、全體民族。他們通過將烏托邦的景象和煽動性的允諾結合起來，并訴諸普通人所具有的關于秩序和一種正義的社會組織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廣泛歡迎。對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們來說，他們提供了一個偉大的觀念，同樣還提供了一個有魅力的領袖，他將人們從必須自己作出決定、承擔責任和風險的重負中解救出來，把他們引向一個目標和賦予生活一種意義。

早期極權主義制度在許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的果斷堅決，它明確的綱領，它對付問題的能力。而如果是一種民主制度，出于自身本性，不可能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新政權避免普通市民陷入混亂，采取令他們感動的措施。在其權力上升時期，這種制度還分配給每人一份沒收或偷來的財產；它恐嚇、關押或殺害那些和它不一致的人，創造了表面的統一。早先，這仿佛有著幾乎是神奇的魔力，并用豪華和炫耀的慶祝活動、游行、檢閱來強化這種印象。在最初，極權主義制度看上去的確是強大的，因為至少像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它是統一的并得到群眾的支持。

在一代或兩代人過去之后，是什么東西導致了這種制度的崩潰？為什么這種制度的孩子和孫子們希望回到他們的前輩如此堅決而興高采烈地放棄的老的民主制度？

一個極權主義制度必須不停地重建統一體，從根本上說，這是它的本質。在意識形態和公民意識雙重意義上，其領袖人物——締造者、奠基者、統一者——則成了這種統一體的象征。他不僅具體地代表了極權主義理想，而且還代表了將理想帶入生活的立場。在第一階段上，因為這位領袖和他的伙伴們（正是他們可以影響公民，有信心地，通常是懷著巨大的決心，將一種社會秩序貫徹到全民族中去）的個人魅力，極權主義制度顯得很有活力，它已經顛覆了舊秩序、舊的法律、習俗和傳統。但極權主義特殊的原則是要求每個人都服從，每個人都在其理想、領袖、中央集權的名義下統一起來。

每種極權主義制度的目標在于同時排除個性（除了領導人的個性，他是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個人或團體的化身）和提倡無個性，即對人們來說，不管他們是多么勤勉、勤奮和認真負責，都要故意將自己個性和原創性的萌芽壓抑下去。這樣，最初看起來是富有活力的制度，變成了高壓的、笨拙的和停滯的。極權主義制度為了偏袒和宣傳某個獨一無二的個人，不惜以排斥所有其他人為代價，因此它必然會和許多個人的要求發生沖突，也和整體利益發生沖突。尤其是現代社會中，最杰出的個人或最優秀的權力中心都不可能阻止問題的出現和堆積。

在最初取得成功的歡騰之后，每個極權主義社會都進入一個危機的時期，它幾乎影響了生活的每個方面。這首先反映在精神領域，極權主義權力不允許不同的觀點，因此不允許爭論甚至有意義的對話。精神的活動是不可能的。每個個人，不管他內心如何，都必須仿效官方的樣板。他個性的發展受到限制，人類頭腦和精神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

想要阻止這樣的事實繼續進行下去的人在增加，他們提出反對和要求改變。極權主義制度僅僅知道作出一種反應，它運用暴力反對那些不滿者。這就是極權主義國家為什么非得需要政治警察、屈從的法庭、非法審判、集中營和判處死刑，以及殘酷卻又喬裝打扮的劊子手的緣故。盡管在其開端許多人被這些行為嚇住，他們被勸告這些方法無論如何是有效的。在其最終的演變中，極權主義制度以其遍布社會可以調遣的服從的奴隸而著稱。然而，他們不同于早期那些支持者，因為他們服務于制度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們不再為歡欣鼓舞所驅動，而是為恐懼所驅趕。

但是，被持續的恐懼所驅逐的人們失去了文化得以發展的一種品質：他失去了創造性，失去了觀察力。他的行為只能類似于處在圍困中的一個城市里的居民。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幸存下來。

當根據政權的愛好以壓倒多數的選舉結果出來時；當這些表面上忠誠、服從卻缺乏創造性的奴隸人數達到頂峰，充滿悖論地，政權本身也開始崩坍。因為它反應遲鈍，這種危機很快從思想精神領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領域。它涉及經濟、人們之間的關系和道德，最終反映在水和空氣的污染這些事情上面，沒有人真正負責任。極權主義權力通常否認這是一種危機并試圖把它轉變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這意味著它把每一件事情轉變為一種特權，原本是正常的人性需要的東西，因為極權主義，就變成一個稀罕珍奇之物。它們被用來賄賂人民：享有棲身之所的權利變成一項特權，同樣還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權利，醫療保健的權利，了解未受審查的消息的權利、被允許旅游、教育、取暖的權利，最終是生活本身的權利，統統變成特權的范圍。

因為政權將每個東西轉變成一項特權，每件東西也就成了腐蝕人民的一種手段。這種政權摧垮了人們的公民意識和他們的自信。根據危機的深度和社會腐敗的進度，那些特權階層，即享有額外特權的人們，是廣泛和普遍的。特權階層的成員處于批評之外和法律之上。他們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犯罪。這個特權階級迅速變成道德敗壞的，成為這個制度一個腐敗的、飽食終日和不能勝任的階層。但是因為政權給他們提供權力，給他們委以最重要的官位職務，他們名副其實地成了為深化社會危機作出最大貢獻的人，甚至顯然不能為極權主義政權做任何事情。

基本上，從特權階層中無法產生出另外一個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個人。如果在其領袖或第一代領導人死后這個政權仍然存在的話，那么政府將落到無足輕重的人手中，他會迅速引導社會走向深深的衰落。我們看到在幾乎全部東歐和中歐的國家中相同的現象：它們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統治，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們在其中擁有一切的制度，也不能為他們所統治的社會提供任何東西，因此除了純粹的權力之外他們沒有其他任何影響。

極權主義制度通過允諾改善社會和人民生活來實現其權力統治。由于破壞了組織社會的途徑，它失去了力量，因而也惡化了大多數人們的生活。極權主義政權的結束——不管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現的，有時候是流血的，有時候令人驚訝地迅速而平靜。有時候它們被憤怒的人群掃地出門，在另外一些時候，它們的終結是改革派工作的結果，這些人在政權顯然失去了維持社會的能力甚至是一個基本水準的全部手段時，出現在體制內部。沒有一個極權主義制度不是靠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懲罰它的公民，這都比民主社會嚴酷得多。

通過讓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物（他經常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是錯亂的）來掌握的一個沒有限制和無可動搖的政府，極權主義不僅對它所統治的人們，而且對全人類也都是一個災難。在不遠的過去，尤其在危機時刻，極權主義政府代表了似乎對許多社會層面來說具有意義的一種選擇。在今天的悲觀無望的經驗被忘卻一半時，或當社會發現它自己正處于深深的危機當中時，作為一個危險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擇，它們將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