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最近迷上了看一些案件的警方/FBI質詢視頻，比如章瑩穎案的兇手克里斯滕森，佛羅里達殺夫案、加拿大空軍上校殺人案等，這里面最有趣的當屬這些犯罪嫌疑人在面對警方質詢過程的外在表現，很顯然，他們的回答中充滿了各種謊言。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每個嫌疑人的表現都不盡相同，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謊言的復雜程度。

執法者總會希望從犯罪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嫌疑人的肢體語言，比如身體姿勢、臉上的微表情等等，但這些非語言線索似乎與說謊者并不構成必然相關，甚至在很多案例中，還會導致警方的一些誤判發生。

17歲的馬蒂·坦格列夫（Marty Tankleff）發現父母死于長島家中。他的母親被刺殺，父親受重擊致死。警方覺得他過于冷靜，認為他在撒謊，盡管他自稱是清白的。他因此被控謀殺，在監獄里呆了17年。

而在另一樁案件中，16歲的杰弗里·德波索維奇（Jeffrey Deskovic）在他的高中同班同學被勒死之后顯得過于心急如焚，過于極力渴望幫助警探破案。同樣，警方認為他在說謊，判了他16年監禁。

1989年9月7日，兇案偵探在馬蒂·坦格列夫的家門口采訪他。

這兩個人一個過于冷靜，另一個過于慌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為何都會被警方視作隱藏罪惡的線索呢？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杰伊刑事司法學院的騙術研究員、心理學家瑪麗亞·哈特威格（Maria Hartwig）如是說。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維奇后來被證明無罪，他們都是一種普遍誤解的受害者：人們通常認為，你可以從一個人的行為中看出他是否撒謊。無論在哪種文化中，人們都認為轉移目光、坐立不安和說話結巴等行為能暴露出一個人在說謊。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22022105282295）

實際上，經過十多年的研究，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仍然很單薄。哈特威格與人合著了一項關于說謊的非語言線索的研究，該研究發表于《心理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他說：“作為研究說謊行為的學者，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是，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知道說謊的原理。”人們的這種過分自信導致了嚴重的誤判，正如坦格列夫和德波索維奇所遭受的那樣。哈特威格說：“測謊錯誤會給社會和被誤判的人帶來嚴重后果，代價十分高昂。”

（www.annualreviews.org/doi/10.1146/annurev-psych-010418-103135）

心理學家早就知曉鑒別說謊者的難度會有多大。現就職于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Bella DePaulo）于2003年和同事梳理了科學文獻，收集了116項實驗，這些實驗比較了人們在說假話和真話時的行為，其中包含100多項可能的非語言線索，包括轉移目光、眨眼、提高聲音（這一行為和說話內容無關，因此也屬于非語言線索）、聳肩、改變姿勢以及頭、手、四肢的移動。結果發現，沒有一項能夠指明說謊者，盡管有一些指標是弱相關的，比如瞳孔放大、聲音音調的細微提高（人耳幾乎察覺不到）。

（smg.media.mit.edu/library/DePauloEtAl.Cues%20to%20Deception.pdf）

三年后，德保羅和德克薩斯基督教大學的心理學家查爾斯·邦德（Charles Bond）回顧了206份研究。這些研究共涉及24483位觀察員，他們要判斷4435人給出的6651份信息的真實性。不管是執法專家，還是學生志愿者，判別真偽的正確率都不超過54%，僅僅比碰運氣高一點而已。單個實驗的正確率在31%-73%之間，實驗規模越小，差異越大。邦德表示：“在小型研究中，運氣成分比較明顯。而研究規模足夠大之后，運氣就只能占一半。”

瑞典哥德堡大學的心理學家、應用數據分析師蒂莫西·盧克（Timothy Luke）表示，這種規模效應表明，某些實驗準確率高可能純屬偶然。他說：“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更大的影響，那很可能是因為它們不存在。”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45691619838258）

然而，警方卻通常持不同的說法。他們認為，實驗不夠真實。他們稱，畢竟，實驗的志愿者大多是學生，他們坐在心理實驗室里，根據指令說謊話或者說真話，而犯罪嫌疑人則是在審訊室里或是證人席上接受審問，兩者面臨的后果截然不同。

約瑟夫·巴克利（Joseph Buckley）是約翰·里德律師事務所的總裁，該律所每年培訓數千名執法人員進行基于行為的測謊。他說：“實驗中的‘有罪之人’沒有任何利害關系，這不是真實自然的動機。”

英國樸茨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薩曼莎·曼恩（Samantha Mann）從事騙術研究已經有20年了。剛開始涉足這一領域時，她認為警方的異議是有道理的。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她和同事奧爾德特·弗里吉（Aldert Vrij）先是看了幾個小時警方審問一名被定罪的殺人犯的錄像，并從中選取出三個確定的真相和三個確定的謊言。接著，曼恩讓65位英國警官看了這六段陳述，并讓他們辨別真假。因為審問是用荷蘭語進行的，因此警官們完全是通過非語言線索來判斷的。

她說，警官們的正確率在64%，比碰運氣要好一些，但仍然不夠準確。正確率最低的警官都自稱是依據傳統的非語言線索來判斷，比如“說謊者會避免眼神接觸”或者“說謊者會坐立不安”。實際上，這位殺人犯始終保持眼神接觸，撒謊時也很鎮定。曼恩表示：“這家伙明顯十分緊張，這點毫無疑問”——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舉動，巧妙避開了人們對撒謊者的刻板印象。

曼恩和弗里吉后來又進行了一項研究。這次他們讓52名荷蘭警官看了幾位親屬兇殺案的作案者在電視新聞發布會上的陳述，兇手都否認自己的罪行，并且表現出極度悲痛的樣子。警官們辨別真假的正確率沒有超過50%。正確率最低的警官都認為兇手流露的感情是真心實意的。

但這意味著什么呢？曼恩說：“如果一位丈夫殺了自己的妻子，他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表現出難過，比如悔恨或者被警察抓住。非語言行為十分特殊。如果你聚焦于感情之類的非語言行為，你就會犯錯。”

幾年后，哈特威格和邦德在一個更大規模的實驗中驗證了以上結果。他們回顧了比較人們辨別高代價謊言和低代價謊言能力的研究文獻。結果發現，沒有證據表明，人們在識破犯罪分子或在警方調查中被錯誤指控的嫌疑人的謊言時，表現得比識破實驗室志愿者的謊言要好。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052）

無論是連環殺手還是實驗室里的學生，所有這些實驗中的人都大聲說出了他們的謊言。2019年發布的一項研究中，曼恩研究了非語言類欺騙，比如試圖掩蓋非法行為——偵測炸彈襲擊者和走私犯時接觸的就是這類欺騙。她招募了52名大學生志愿者，讓其中一半的人通過輪渡將一臺據稱含有敏感照片的筆記本從一個城市運到另一個城市。這些志愿者被告知要盡量融入人群，不要顯得“可疑”，因為人們會試圖甄別出他們。另一半志愿者則被要求運送一臺普通的手機，也沒有任何要他們掩蓋自己行為的指示。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622?af=R）

然后，曼恩給另外104位志愿者播放了輪渡視頻，要他們找出“走私犯”。志愿者們的正確率未及一半。在后來的采訪中，“走私犯”說自己很緊張，但是他們有意表現得正常，用聽音樂或看手機等方法讓自己不緊張。

接著，曼恩加大了砝碼。她重新召集了60位志愿者，讓其中一半偷運一個裝有俄羅斯、埃及和韓國貨幣的信封，而另一半則沒有“走私”任何東西。但這一次，曼恩派了兩名研究人員登上渡輪，四處走動，觀察乘客，似乎在將他們的臉和手機上的照片進行對比。

這次一共有120位志愿者試圖找出視頻里的“走私犯”，但正確率只有39.2%，遠低于一半。曼恩說，原因是，“走私犯”故意讓自己表現得正常，而“無辜者”則僅僅是自然表現。他們對突如其來的審查感到很驚訝，這在觀察者看來是一種有罪的表現。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心理學家羅納德·費舍爾（Ronald Fisher）說，騙子可以成功隱藏自己的緊張，這一發現填補了欺騙研究中的一塊空白。費舍爾是FBI特工的培訓人員，他說：“沒有多少研究將人們的內心情緒和其他人注意到的外在表現進行比較。關鍵在于，說謊者確實更緊張，但這只是他們內心的情緒，而不是其他人所觀察到的外在表現。”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207/s15327957pspr1003_2）

這些研究讓研究人員基本放棄了尋找欺騙的非語言線索。但是否有其他方法來識別說謊者？如今，研究欺騙的心理學家更多地關注語言線索，尤其是放大謊言和真話之間差異的語言線索。

比如，審問者會有策略地延長審訊時間，讓嫌疑人更自由地陳述。這樣說謊者可能就會自相矛盾。在一項實驗中，哈特威格將這個技巧教給了41位新警員，他們測謊正確率達到85%，相比之下，另外41個沒有接受培訓的新警員正確率只有56%。哈特威格說：“正確率大大提升了。”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979-006-9053-9）

另一個審問技巧利用了空間記憶，要求嫌疑人或目擊者簡述和犯罪現場或不在場證明相關的場景。因為這種方法能夠更多地喚起回憶，說真話者報告的細節也就越多。去年，曼恩和同事發表了一項模擬間諜任務的研究。122位參與者在學校自助餐廳和一位“特工”見面，相互交換了一個密碼，然后收到了一個包裹。在后來的詢問中，參與者需要描述他們在餐廳的經歷，被要求說出真相的參與者給出的細節比被要求隱瞞交換密碼和包裹的參與者給出的細節多76%。實驗的合著者、樸茨茅斯大學的心理學家哈寧·迪布（Haneen Deeb）說：“當你進行描述時，你是在重溫這個事件，因此這樣做能夠幫助回憶。”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646）

這項實驗是根據英國警方提供的信息設計的。英國警方經常使用速寫式審問，并與心理學研究人員合作。這是英國轉向無罪推定審問的舉措之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英國警方流出錯誤定罪和虐待嫌疑人的丑聞，自那之后，無罪推定審問正式取代了指控式審問。

然而在美國，這種科學化的改革尚未在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門取得重大進展。比如，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運輸安全管理局（TSA）仍然在使用非語言線索來篩查機場乘客，以進一步質詢。TSA的特工被指示按照嫌疑行為篩查清單來尋找潛在的說謊者，這些行為包括轉移視線（在某些文化中被認為是尊重的表現）、長時間凝視、快速眨眼、抱怨、吹口哨、夸張的打哈欠、說話時遮住嘴部，過度焦躁和夸張打扮。所有這些都被研究人員徹底推翻了。

2015年到2018年間，美國航空收到 2251起正式投訴，乘客都稱自己因為國籍、種族、民族或其他原因被留下接受調查。特工們依據如此模糊、矛盾的標準來尋找嫌疑者，難怪會收到這么多的投訴。

TSA機場篩查方法的國會審查可以追溯到2013年，當時美國政府問責局（國會的一個分支，負責審計、評估政府項目，并提出建議）回顧了行為偵查法的科學根據，發現根據不足，建議TSA減少投入資金，并削減行為偵查法的使用。作為回應，TSA撤除了獨立行為偵查官員，并將清單指標從94項減少到36項，但仍然保留了許多沒有科學根據的指標，比如出汗過多。

為了應對新一輪國會審查，2019年TSA承諾加強員工管理，減少調查問詢。但仍然，該部門還是看重行為篩查法。正如一位國土安全局官員告訴國會調查員的那樣，即便不符合科學證據的學術標準，“常識性”行為指標也應該被列入“理性和正當的審查程序”。

在一份給Knowable雜志的聲明中，TSA媒體關系經理R. 卡特·蘭斯頓（R. Carter Langston）說到，“TSA認為行為偵查給國家運輸系統提供了一個關鍵且有效的安全保護層。”TSA指出，在過去的11年中，有兩次獨立的行為偵查成功阻止了三名攜帶易燃易爆裝置的乘客登機。

但是，曼恩表示，在不知道有多少潛在恐怖分子通過了安檢而未被發現的情況下，無法衡量一個程序成功與否。實際上，2015年，國土安全局的臥底特工們在一次內部調查中攜帶仿真易燃裝置和真槍實彈通過機場安檢，成功幾率高達95%。隨后，TSA的代理局長被重新任命。

2019年，曼恩、哈特威格和許多其他大學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評估行為分析篩查證據的綜述，結論是執法人員應該放棄這種“從根本上被誤導的”偽科學，它可能“損害個人生命和自由”。

同時，哈特威格還與前美國海軍刑事調查處特工、前國土安全局助理局長、國家安全專家馬克·法倫（Mark Fallon）合作，為調查人員研發了一套新的、更加科學化的培訓課程。法倫表示：“進展一直很緩慢。”但他希望未來改革能夠使人們免受不公正的判決，不再發生杰弗里·德斯科維奇和馬蒂·坦格列夫這樣的悲劇。

對于坦格列夫來說，人們對于說謊者的刻板印象很頑固。他爭取無罪開釋的過程長達數年，最近開始從事法律工作。在這一過程中，這位沉默寡言，有點書呆子氣的男子不得不學會更多地表達感情，正如危機管理師朗尼·蘇里（Lonnie Soury）所說，為一位被冤枉的清白之人“建立一個全新的敘事”。他曾在這方面執導過坦格列夫。這招奏效了，坦格列夫終于在2020年獲得了紐約律師協會的準入資格。

為什么表達感情如此重要？蘇里說：“人，是很有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