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9日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報告里，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國訪問時所談過的有關市場運作的問題，提出了較為具體的討論。我的報告特別強調在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容許下，廣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場。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里，「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單單使用「市場」并不足夠：任何國家，不論富庶或貧窮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場」也是不足夠的，例如：印度雖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私有市場，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沒有多大的改善。同樣地，一般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也使用私有市場，但它們非常落后貧窮。

最關鍵的是，要擁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在歷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國家或任何地方，在沒有「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的環境下，能夠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場而言，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政府與私人的活動，而那些在經濟上有卓越成就的國家，競爭性的私有活動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這里，讓我討論一下對中國目前非常重要的兩個問題：通貨膨脹和雙軌價格制度。無論從歷史或個人的經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通脹給社會帶來很大的破壞。控制通脹似乎是當務之急。但我們必須弄清楚，怎樣才能控制通脹。很多國家以為控制通脹就要控制某些價格。這個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從未成功過。一千六百年前的羅馬帝國，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后采用過這方法，但都難逃失敗的厄運。通過控制某些價格來控制通脹就等于夾著氣球的某一邊，這只能迫使空氣走向另一邊罷了。同樣地，壓低某些商品的價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價格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們必須分辨整體的價格與相對的個別價格。

在任何地方，通貨膨脹都是一個貨幣現象。這通常是由過多貨幣流通量所造成的。對中國的情況來說，通脹是因為鈔票過多。由于中國的經濟不斷地發展，銀行存款與支票使用已逐漸通行。因此，在中國「貨幣」這個概念將來會有所改變；但在目前，貨幣一般還是指鈔票。然而，指出通脹是印制鈔票過多的后果，僅僅是這個問題答案的序幕。我們必須要問：為什么有這么多鈔票發行？而又應該怎樣控制鈔票的流通量？據我所了解，目前中國鈔票過多，是由下述兩個因素造成的：用印制鈔票去填補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銀行和屬下分行貸放過多的款項給國營企業。為了控制通脹，首先要限制用印制鈔票來填補赤字，以及限制給國營企業的貸款。問題不在于過多的投資而在于過多的貨幣。

如果中國的利率能容許在市場里自由浮動，使之高于通脹率，這對解決問題會有莫大的幫助。據我所知，現在付給儲蓄者的利率是遠低于通脹率的，那就是實際上人民要倒貼才能享有存款的權利。這當然會阻礙儲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夠在低于通脹的利率下借錢，這就會鼓勵浪費投資的資源。

放寬價格本身并不會引起通脹的問題。由于放寬而導致個別價格的上升并非通脹；正相反，它卻能幫助控制通脹。我們必須分辨統計學家所制造的數字和真正的事實。如果某些價格是人為的偏低，而有關的物品我們又不能買得到的話，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價格是過于偏低，但要排上五個小時「隊」才能買得到的話，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格而我又能買得到的，這才算是真價——即使價格比統計出來的報告為高。

我有兩個外國的例子，對今天的中國特別有啟發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經驗。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決定大幅度削減貨幣增長率，但并沒有控制物價和工資。不出幾年，通脹率不但大大下降，也為日本過去十五年的超卓發展打好了基礎。

另一個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德國。一九四七年，德國由英、美、法盟軍統治；物價和工資因管制而偏低。結果是店鋪的貨品被人搶購一空，求過于供，這樣，發行過多的鈔票就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鈔票變得不值錢，煙酒便成了鈔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個星期日，當放寬價格和工資的宣布從收音機傳出后，這消息果然生效，為德國帶來奇跡般的轉變。商店再度照常營業，人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通脹也因貨幣管制而銷聲匿了。

這些例子同時帶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雙軌價格。眾所周知，在中國，同一商品往往會有不同的價格。在我來看，這個問題與外匯有莫大的關系。雙軌價格對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開的「邀請」（或誘惑）。我這種想法是始于三十多年前我當印度財政部長的顧問。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體會到：給意見往往比接受意見來得容易。當時，我向印度的財政部長提議放寬外匯管制并容許匯率在公開的外匯市場浮動。但很可惜，他們并沒有采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實施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制度，是導致印度普遍的貪污，和民生四十年來停滯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個有外匯管制的國家，無論是印度、阿根廷，還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辦法，莫過于從政府那里拿到外匯許可證。這是很有效的途徑——它使財富集中于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數人捱窮。外匯管制往往導致灰市、黑市、黃市的涌現。除此之外，外匯管制更會剝削了國家對外的競爭力。有些商品的匯率過高而有些商品的匯率過低。這對什么應該生產，什么不應該生產，什么應該進口，什么不應該進口都造成了錯誤的訊息。

我記得有一次參觀印度的一家紡織廠，那里裝置了最先進的機器；但對于印度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來說，勞工密集的生產方式似乎更為合理。我問廠主：為什么要用那么昂貴、先進的機器？他的回答是，因為他能拿到進口許可證和極低的匯率，所以那批機器可說是「價廉物美」！對他來說，的確是「便宜」，但國家所付的代價卻相當大了。

雙軌價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后果也是同樣不堪設想的。一位復旦大學的教授曾告訴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二百元，而他只不過花四塊錢在租金上。一個面積相當的居住單位，人民幣四元是驚人的便宜。無可否認，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場價格的話，情況會好一點，起碼會減少通脹的問題。這也是我強調你們必須把通脹問題與個別價格問題分辨清楚的緣故。通過提高效率、增加生產、放寬價格的辦法，不但不會導致通脹，還會幫助解決通脹的問題。

最后，讓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要在各方面都邁向更大的市場？在俄國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國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個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統一的制度要比一個看來毫無秩序的市場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這種想法已很難被人民所接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中央經濟計劃的道路上獲得繁榮的果實。這些國家也許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賴自由競爭市場的國家，卻望塵莫及。這解釋了為什么當今世界各地卷起了提倡以市場運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學術熱潮。這也是為什么美國、英國，甚至波蘭、匈牙利都不斷地轉變。無論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產權的蔓延。

一位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經問過我以下的問題：一個像美國那樣富裕的國家也許容納得起大量私有企業，但一個貧窮的國家能負擔得起這樣的「奢侈」嗎？我告訴他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水平類似目前中國的水平時，只有一個規模很小的政府；當時無論聯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區政府，它們各自的總支出都不超過國民收入的一成——這種情況，除世界大戰期間外，一直維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紀的英國如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亦如是。一個國家要真正富有之后才能負擔得起政府的揮霍。

我認為，如果美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初期時就開始搞大政府，開始揮霍，它可能是中國的翻版。中國很幸運，因為有香港、新加坡、臺灣、南韓以及日本等隨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參考。這些國家、地區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年間達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獲得的成就。它們懂得利用西方所發展的科技、工業、通訊設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縮短了發展的時間。中國如今有這樣的好機會去仿效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們成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