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觀點，死亡不是一個瞬間，而是一個過程——生物學意義上來講，沒有僅存在于某一刻的“死亡”的說法，每一個逝者都經歷了一系列漸進的死去：速率不同的組織衰竭。由此，“從出生就邁向死亡”這句話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我們或許常聽到父母說，“我們把你生下來難道有錯嗎？”崔健《投機分子》里有句歌詞是，“就像當初姑娘生了我們/我們也沒說愿意”，的確，一種“非存在”無法擁有自我意志來決定出生，于是，“你的父母把你生下來（在道德上）有錯嗎？”成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

作為一個拒絕繁衍生育的人，我不想把個人觀點強加到任何人身上，它也沒必要成為一種宣言，換言之，這種選擇終究是私人的，只可感召，無需倡導。正如同文中貝納塔的非對稱性論證，生育和反對生育者所持有的信念必然不同，對于痛苦和傷害的概率理解亦有偏差，因此，這也并不必然是一個誰說服誰的問題。

想象一下，人類發明出這樣一種藥物，能夠毫無痛苦地結束一個人的生命。一旦給人施藥，這個人會在一年后的任一時間死去。但這種藥只會在人睡眠時生效，不會帶來任何痛苦。

現在，繼續想象你某天醒來時發現自己身陷囹圄，完全記不起自己是誰。獄警說你的腦袋曾被一個犯人猛擊，（除了自己的名字）你卻什么都想不起來。

然后，你被告知了這種藥的存在，并因犯下惡行而被給藥。現在你的生命不到一年了。

但你并不知道自己其實是被陷害的，只能默默等死。

其實這就是人生。

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在出生之時都被植入了這種“藥物”。也許最大的區別是，這種“藥物”隨時可以發揮作用。

反生育主義（Anti-Natalism）

反生育主義認為生育在道德上是錯誤的。這是一種非常激烈、反直覺的觀點。不過，既然這種觀點和各式各樣的政策制定相關（尤其是在人口過剩或老齡化的國家中），它的哲學意義就值得我們仔細探討。

（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renthood/#GroLimRigPro）

這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南非哲學家大衛·貝納塔（David Benatar），他的主要論證方式是非對稱性論證。一言以蔽之，他主張存在總是痛苦的（也可能并非全是痛苦），非存在則意味著痛苦的缺失。

（www.princeton.edu/~eharman/Benatar.pdf）

簡單來說，他的主張分為四點：

1. 痛苦是壞的。

2. 快樂是好的。

3. 沒有痛苦是好的。

4. 沒有快樂不好也不壞。

存在包含前兩點（1）、（2），非存在包括后兩點（3）、（4）。因此，非存在意味著凈值為好，而存在卻不能確保這一點（貝納塔還主張存在通常意味著凈值為壞）。因此，非存在要好于存在。

他的論點帶有規避痛苦的同理心色彩。他認為因為痛苦不可避免，所以存在是壞的。因此，貝納塔的反生育主義要求我們對生命中的痛苦抱有共鳴，不生育是為了不給世界帶來痛苦。

我的反生育理念不是出于對孩子的厭惡，而是想要避免他們將在成長時和成人后遭遇的痛苦，雖然不生育違反了想要生孩子的人群的利益。

——大衛 · 貝納塔《最好從未出生》（Better to Not Have Been）

關于傷害的論題

貝納塔的反生育主義是關于傷害的論題。即，他認為生育在道德上是錯的，因為這必然會給一個潛在的、有知覺的生命帶來傷害。

非對稱性論證也是關于傷害的討論。生育就是將一個人帶入生命里不可規避的傷害中（盡管他/她的生活總體而言可能不錯）。但不生育就可以防止其受到潛在的傷害。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如果十分清楚一個人將會被傷害，那就有道德義務使他/她免受傷害，且我們也有能力這樣做。貝納塔認為，生育亦是如此。

即便如此，批評貝納塔（及反生育主義）的評論家通常會提出無身份問題（the non-identity problem）。簡言之，他們會爭論說，不可能對一個還未存在的個體施加傷害。

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1942-2017）提出了關于無身份問題的經典案例。這一思維實驗是這樣的：

一個14歲的女孩剛剛發育完全。如果她選擇生育，（出于生理和社會原因）那么對這個可能出世的孩子來說無疑是壞的，因此這么做在道德上是錯的。

所以，她將會選擇等幾年再懷孕。

然而，帕菲特認為在“幾年”后，她懷上的無疑就是另一個孩子了（胚胎將由另一個卵子發育而來）。這也就意味著，相比多年后懷上的那個孩子，當下懷上的這個孩子所面臨的情況不一定就是壞的，因為我們還需要比較兩個個體的福祉情況。

繞開無身份問題的方法

無身份問題的前提是一個重要假設，即，我們無法傷害還不存在的人。

但我們可以繞開這個問題，比如從公平這個點切入反生育主義，而非傷害。

盡管公平和傷害這兩個概念息息相關，但彼此仍有差別。例如，通過懲罰和獎賞，我們可能會公平地傷害某人。而在錯案中，我們也可以不公平地施加傷害。

很重要的一點是，某些事盡管沒有給任何人造成傷害，但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一個例子就是偏袒，即一群人得到好處，另一群人卻沒有。

下面是關于公平的論點：

1.采取不公平的行動在道德上是錯的（不管是否造成傷害）。

2.如果剝奪一條無辜的生命是不公平的，那么生育也是不公平的。

3.因此，如果剝奪一條無辜的生命在道德上是錯的，那么生育在道德上也是錯的。

被迫而生，即判處死刑

也許第二個依據更需要為之辯護。我把生育等同于將一個人判處死刑。

對于沒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而言，這極為反直覺，因為在一般觀念中，生是死的對立面。因此，把出生視為邁向死亡聽起來荒誕不經。

首先，我必須澄清的是，我不是將“生”等同于“死”。這兩個概念顯然截然不同。只要我們不用黑格爾辯證法的極端視角來看（我們當然不必這樣做），生和死就不是一回事。

說得更清楚些，我是將“出生”等同于“被判以死”。這兩者意味著“生成（becoming）”，但生和死意味著“存在（being）”。更簡單一點來說，一個是“我將要死”，另一個則是“我死了”。

第二，每個活著的人終將死亡，我認為這一點毫無爭議性。死亡是自然而然且無可避免的生命形態。在生物學領域，每個復雜的器官都將在某一天死亡，人類同樣如此。

第三，毋庸置疑，當我們被帶到這個世界、被賦予生命之時，就被帶入了一種將要死亡的境地。因此，體驗生命就是體驗走向死亡的過程。

請注意死亡的過程在大多情況下沒有痛苦或傷害。我們不應該把“將要死亡”和臨終之際的痛苦血腥混為一談。前者僅僅是通向死亡這個狀態的過程。所以，如果每個人都會死，那么我們都正處于將要死亡這一境地。

可能存在類比不當？

可能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反對意見：判處一個無辜的人死刑談不上不公。削減一個無辜的人本應在地球上生活的時間才是不公平的。

這仍然和無身份問題有關。只有當一個人已經是活的狀態，并仍有更多生存時間，那么判處這個人死刑才是不公平的。

這樣一來，對無辜的人判處死刑和生育之間的類比是不成立的。前者剝奪了這個人繼續生存的權利，而后者使死亡成為必然。這二者是不同的。

這就迫使我們思考死刑的公平和道德性問題——這一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接下來呢？

如果你認為這一論述是合理的，那么我們就會同意生育（以及將生命變為存在）在道德上是錯的。隨之而來的結果是限制甚至禁止我們創造生命。我們有道德義務去限制生育。

我不想太過火，說些我們有道德義務一起停止生育的話。就像我們為了“恢復人性”，必不可少地偶爾將無辜之人推入死地。

在我們將關注點轉移到未來之前，我們應該為提高現有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努力（比如，領養和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