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和俄國革命在各種正義的口號下傷害他人，視個人為敵，最終不僅與理想與正義背道而馳，還充分展現出人心中最為可怕的黑暗面。正如雅克·馬里坦所說：“如果一個文明輕視死亡，那是因為它輕視人類，忽視人生的價值，那么這就不是文明而是野蠻，這種“英雄主義”就是野蠻的獸性行為”。因此即便在“革命崇拜”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也時不時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告別革命”之聲發出，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別爾嘉耶夫為首的一批宗教哲學家。

1905年俄國革命以后，尤其是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動與經濟上的激進改革使俄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俄戰爭的失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利導致社會信心喪失和無政府主義蔓延，大眾民主在民族主義煽動下與啟蒙時代的“陷-正”訴求漸行漸遠，保障個人的liberal democracy變成了民粹主義的“多數暴政”。

在群眾運動的高潮中，大量的非理性行為釋放出來，一些原來傾心馬克思邏輯力量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對俄革命政黨不擇手段的做法不寒而栗，對政治斗爭詭譎兇險產生退意，他們的思想開始蛻變，提出“要捍衛多樣性的懷疑精神和對人類形而上的探索”，從“馬克思主義倒退到唯心主義”去。

以別爾嘉耶夫為首的貴族精英們骨子里就有的后現代反功利主義，既厭惡市民社會的平庸乏味，又對民粹主義的斗爭哲學、恐怖主義嗤之以鼻。目睹了1905年革命，經過兩三年的沉思醞釀，在1909年以《路標文集》的形式亮出了旗號。他們看到，民粹派幾十年“向下”努力的結果變成了不可抑制的暴民政治狂潮，吞噬掉了長期文明積累的一切任何東西。他們經歷了一段精神和現實的痛苦猶豫后，逆風而上毅然走到了不可知論的征途上。它表現了貴族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危機，從民粹派的“行動者”轉向精神探索、轉向基督教宗教意識。

他們選擇了對“現實政治的逃避”，與“此岸性”產生脫離，在“革命崇拜”與“精神神化”中選擇了后者，以心靈的皈依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是俄國思想史上影響很大的“路標派”。普列漢諾夫歸結為：“這些人士所以尋找天堂的道路，是因為他們在地上迷路了”。

圖 | 《路標文集》，1909

1905年革命中的“暴民政治”改變了他們期望發動民眾推翻磚制建立一個“郎朗乾坤”的看法，歷史舞臺上演繹的并不是他們期盼的文明進程，而是對已有文化積累的踐踏和法制的喪失殆盡，“群眾的功利主義是布-爾什維-克功利主義的土壤”。于是他們對“革命”有了新的認識。路標派的一些人從左到右趟過了俄國思想界的各個陣地，最后棲息在了“文化保守主義”的枝頭上。

圖 | 俄國1905革命

俄國自古以來都是所謂的正統觀念占據著主流，現在哲學家們主動提出要為俄國思想界另辟蹊徑，創建“逆主流而動”的價值觀。應該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以逃避現實的遁世為目的，他們并不認同磚制，而且也看到了已經到來的“紅-色磚-制”是比沙皇磚制嚴酷得多的現實，逃避與思考便只能在“神秘主義”的旗幟下進行。

即便能夠從肉體上消滅反動派個人，從體制上解決了權力變更問題，也難以改變俄國文化的“不對稱性”和“被管制社會”的致命弱點。革命的顛覆性破壞嚴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階層互換幅度過大，社會-文化制度的急劇變化對整個民族來說未必是好事，而俄國社會的“再生性”很差，每一次大的動蕩都會使此前積累的文明全部毀滅，所以退出政治抗爭從精神上再造很重要。

既然“俄國革命之路與俄羅斯文明的道路”不能兩全，形成一種非此即彼的對立。就像恰達耶夫在《哲學書簡》中所說的，“我們完全沒有內在的發展，沒有自然而然的進步，每一個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跡地擠走了舊的思想”，“我們也沒有從人類的代代相襲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東西”，結果在文化上和理論認知上總要從“歸零”以后重新開始。別爾嘉耶夫等人指出：“俄國自由主義思想很弱，一直沒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他們要么是跟在西方人后面鸚鵡學舌，要么是“激進”地做革命者的“尾巴”，這“絕不是俄國知識分子所想追求的思想體系”。

圖 | 恰達耶夫

司徒盧威認為，俄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激進主義是非宗教觀發展的邏輯結果，是戰斗的唯物主義的無神論的信仰、是急功近利的實證主義、是缺乏內容形式的假宗教狂熱、是以整體主義來否定個人責任的世界觀。而這一切是與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平民知識分子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政治至上絕對主義的反文化潮流有關，但是這種“暴力文化”對俄思想界沖擊的負面效應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無人從事全面總結和清理工作。

在“路標派”看來，沉浸在小眾哲學的象牙塔里，并不是“精英利己主義”的體現而是個性的救贖，否則不但任何有意義的記憶都留不下來，而且被“心理暴力馴服并定型自己個性的人，必將淪為奴才”。“現代極權的實質就在于，它要控制人的靈魂、馴服靈魂，它要求人們放棄自由，憑此才給予面包，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誘惑”。

這批最后的貴族從解放現實的世界觀轉入拯救靈魂的“內在論”，他們提出要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清算民粹主義中的激進主義傳統、消除瘋狂“否定論”的“紅色死亡”陰影，完成這項任務只能從東正教傳統汲取資源。

他們認為，俄國每一個階段都是對上一個階段的“矯枉過正”和全盤否定，在“進一步退兩步”的歷史演進中反復演繹同樣的歷史錯誤而不長記性。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所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俄國人是不是需要冷靜反省，在這嘲弄人的輪回中哪些是應該避免的呢？

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整個思想界都在“矮化”，大家滿足于追求粗糙和膚淺的東西，“總是追求簡單而害怕復雜，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總是鼓吹某些袖珍手冊上的東西，不喜歡具有獨立價值和創造性的思想”。結果人們越來越現實，視野狹隘、思維封閉、整個社會處在絕對性、極端性的狀態。

貴族思想家說，在一個眾人都躁動的時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氣，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氣，退出是為了冷靜地反思，以避免社會在循環中不斷地輪回到原來的起點。所以他們并沒有一般從革命車輪上甩下的人的矛盾窘境，反而是高調宣傳“主動撤退”的理由。高調宣布他們要創建一種在俄國的文化語境中比較稀少的“保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因為俄國缺乏保守主義的傳統，要利用神學中的資源。

在任何革命大潮中都有退出者，但像俄國“路標人”這樣自覺退出后，先驗地去創建一個思想體系來彌補革命中的思想蒼白和文化荒漠化，則實屬罕見。俄國貴族思想家的神秘主義，雖然是以逃避現實的遁世為目的，但他們并不是“頹廢派”。這些人值得稱道的地方在于，他們一直都在“兩面作戰”，并不是“柿子只撿軟的捏”。一方面他們反對磚制弘揚人本主義的，并先兆性地預感到未來將比沙皇時代嚴酷得多，對未來體制的思想清理從來都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逃避民粹主義躲進宗教的“象牙塔”里，不是個性的毀滅而是個性的救贖，不是思想的終結而是思想的再造。

另一方面他們對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一直持批判態度，在物欲橫流的世俗世界里堅守他們的精神信念。雖然去國之后他們把俄東正教傳統升華為一種精神寄托，但他們也承認紅色帝國的極權與物質化的西方不是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西方發簽證接納了他們，甚至有些國家撥專款資助這些流亡的知識分子，而他們想做的“俄羅斯的事情只能在西方做”。

這些俄羅斯的思想家們堅信，我們微弱的聲音總有一天會被世人想起，會對俄羅斯起到有益的作用。只是他們“回家”的路太漫長了，他們的思考反饋到它的母體的“回波”時間間隔得太久，等這些哲人的聲音再次響徹在俄羅斯上空時，兩代人的生命體驗已經過去了。

這些俄羅斯思想的創造者們發現：俄國史的一個深刻的特點是，在俄國社會發展中缺少自己的創舉，所有俄國歷史上每個重要時刻都是來自外部的推動，每個新觀念幾乎都是抄襲來的。就如同赫爾岑所說的，“為了形成一個公國，俄羅斯需要瓦蘭吉亞人；為了成為一個國家，俄羅斯需要蒙古人；為了成為一個帝國，需要彼得大帝的歐羅巴主義，它所有的過程都是追隨別人獻出自己”。

彼得大帝在自己家里找到的只是白紙一張，他在上面寫了：歐洲和西方。從那時候起，300年來俄國一直致力于與西方融為一體，而西方卻從來沒有把俄羅斯看成是自家人。難道這個民族就沒有人想到，該為俄國的思想庫里增添點自己的東西嗎？

圖 | 1909 ，莫斯科

以“路標人”為主的哲學家們想在基督教世界中尋找出路，為治愈俄國思想道德的“貧血癥”走上“基督之路”，從事“心靈”的拯救，進行文化尋根活動，為實現俄羅斯精神的復興而探索出一條新路。他們認為，“宗教思想能夠鈍化這種激進主義的鋒芒，減弱它的剛性和激烈程度，但最重要的是，訴諸人的內在本質，通過人與上帝的直接交流，訴諸于他們內在的力量，同時也訴諸于他們的責任感”。

在這些哲學家們眼中，“良心是理解上帝的器官”，宗教最大的好處是，它“在更高程度上是個人的事，上帝不會強求也不會強制，它‘敲’著人的心靈之‘門’，盡管上帝是萬能的，它卻無法用暴力開啟這扇門，因為這就意味著毀滅自由，即毀滅人本身”。

至于他們為什么傾心于“神秘主義”，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洛斯基認為，“神秘主義是個體性的，神秘主義的經驗不可傳達，不能在共通的信仰生活中成為共同的經驗”。除了思想觀念的原因外，從現實考慮，神秘主義的外殼也的確是他們阻擋外在強力的最后一道屏障。以前在社會洪流的裹挾下，俄國貴族知識群體為了趕上潮頭和“洗涮自己”，曾有過很多被迫無奈之舉，他們已經領教過“集體靈魂”是一種多么可怕的力量。強調這一點是尤為重要的，缺乏安全感的學者們很需要有一塊具有自主性和個體性的天地。

從此他們站在時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學之中去探尋，以求開辟一條不同于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當代“軸心話語”來解決身體與靈魂、個人與社會沖突的新途徑，提供一種文化和精神資源。

這也就是為什么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棄了對現實的關懷，他們脫離了原來的活動場所另辟蹊徑找一塊“凈土”，進入到一個新的創作領域中去了的原因。他們認為，“革命”、至少是政治革命不是知識分子所力所能及的事情，知識分子的崗位在于文化創作，而文化創作必須跳出黨派、主義教條的爭紛，專注于人類文化的遺產延續，所以“告別革命，回歸文化”是這些人的一個主調。

需要指出的是，“路標”人“告別革命”并不是向舊政權的投降，更不會為舊制度滅亡而哭泣，別爾嘉耶夫說：“整整一百年來俄羅斯知識分子反對并與之作斗爭的那個神圣的俄羅斯帝國垮臺了，舊制度已經腐朽，沒有了合適的捍衛者”。

他們強調的是，應不論對舊政權還是新政權都保持著自己的清醒認識和高度警惕。路標人根據俄國的歷史總結出一條很重要的規律：他們發現，國家擁有的權力越大，它的臣民享受的自由就越少依附性越強，國家越強大就越過分入侵社會，剝奪各個領域的獨立性，造成了個人自由的窒息和無奈地整合在一個統一體內。

人們已沒有了以往其他的選擇，除了國家之外已經無處逃避，這時的國家不是意味著寬容、自由選擇、提供更多的服務，而是意味著監禁、財產充公、貧窮和不獨立，并連根拔除除了“國家植入記憶”以外的所有敘事。過去政府總是對我們說，國家的強大是我們根除不幸的保證，為了將來的幸福我們必須要忍受現在的苦難，可是國家的強大的標準是什么呢？不是純潔、神圣無罪孽的道德精神在評判人們的行為，而是邪惡的國家（政府）代替上帝來人間進行審判。

路標人雖然也為不斷擴張展的疆界感到自豪，但同時意識到帝國政權下人們遭受著比過去更大的不幸，19世紀的國家要比16世紀的國家自由少得多。彼得大帝以前人們還可以在國家、貴族、教會之間做出選擇，不同的思想脈絡中成長起來的多元主義還具有相對的寬容和競爭，到帝國時代國家把一切壟斷在手，以經濟和政治甚至精神手段強迫人們就范。

別爾嘉耶夫說“我最反對的是那種可以叫做虛偽的客觀主義并且導致個性服從共性的東西”。“人被當作必須馴服與加工的生物，具有國家形式的社會，必須通過一系列心理暴力去馴服人的個性，將其定型成適于自己的目的，在當代，這種事由追求霸權的政黨在干，從而導致了否定人權，否定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否定精神獨立”。所以也有人把他們稱之為“自由神秘主義”者。

圖 | 年輕時的別爾嘉耶夫

從這個角度說，他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并沒有發生偏移，而是強調俄國“自由主義應該經過保守主義這面篩子”，必須通過“文化保守主義”、“基督教保守主義”的精神改造。說白了，是讓“英國政治傳統中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相互校正價值觀”。

赫爾岑早年就曾指出過，俄國“貴族階層極力想扮演托利黨的角色”，這個愿望在激進主義的打壓下一直無法系統的表達。他們對俄國的命運與政治體制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抱有希望，不相信通過變換執掌“摩西權杖”的人，就能扭轉“人性”中的劣根性，于是便擎起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

按理說1922年流亡出去的“思想家”因為脫離了本土文化，脫離了俄國社會現實，不再作為一種整體影響出現，絕大多數人都因為淡出主流話語而消聲匿跡了。上世紀90年代俄國轉型期出現精神“空白”，東方的共產主義、西方的自由主義都沒有使俄國走出“泥潭”，大家都在爭先恐后地批判激進主義弘揚保守主義，傾聽這些經歷過這兩種社會形態哲人的聲音，便成為社會時尚。

圖 | 赫爾岑

但是在否定方面的一致性并不代表贊成的一致性，在保什么守什么方面傳遞的信息是混亂而復雜的。更何況“政治保守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不是一回事。流風所及以至于這個階段國內跟風搶潮頭的博士論文都散發著一種“曬古董的味道”。別爾嘉耶夫等宗教哲學家的書籍在中國的大量翻譯，一時之間他們的很多觀念用語被厭惡激進主義的人高頻率引用。

然而文化保守主義的政治無力感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把現實與思想分開，過于形而上、把精神世界作用夸大而無法解決塵世的問題。另外，他們屬于“神秘主義小圈子”，對下層有一種恐懼感，精英主義特點使他們無法俯下身來。面對時代的混亂和猝不及防的意外他們也不清楚俄國社會要什么？世界將向何處去？這些書齋里的哲學家只覺得一切現有的理論不能在給人類提供思想資源，而從西歐理性主義從中釋放出來的結果也是他們不愿意看到的，希望另辟蹊徑找到不同的路徑。30年過去了，俄好像仍沒有擺脫蘇聯的過去，文化保守主義的努力就似一陣狂風刮過了無痕幾，新一代人對曾經風靡一時的“路標人”已經很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