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

圖為被俘時的杜聿明

節(jié)選自《民國高端群像》

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作者：文強

被俘以后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zhàn)役結束，我在陳官莊被俘后，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連隊層層上解到滕縣的一個解放軍官大隊時，許多俘虜軍官包圍著我，要我證實杜聿明是否被俘？邱清泉是否被擊斃或自殺？李彌是否取道青島裝扮成商人逃跑？包圍著我問長問短的，有歸我直接指揮過的特務、憲兵、炮兵、工兵等直屬部隊的團長、團副。我知道這批直屬部隊的軍官們之所以這么認真的來詢問，是由于他們與杜、邱、李都有過歷史關系，這種惺惺惜惺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笑的是他們以為我平日與杜、邱、李三人的關系和接觸多一些，情況也了解得多，實際上潰軍在土崩瓦解中，各自逃命作鳥獸散，我所了解的情況，也不會比他們多。我只好將突圍臨近的情況說了一通，關于要由我證實的，只好老老實實的答復為不知，而且還肯定地說，諸君不必著急，請注意共產黨方面報紙的報道，一定會據實公布的。果然不幾天，我們從讀報學習中得到了全部的了解。

杜聿明與我在戰(zhàn)場上先后被俘，最初都關押在華東解放軍官教導團。我于被俘后，由連隊層層上解，一直送到山東邑都華東解放軍官教導團團部，編入高級組，學習了兩個多月。以后轉移到濟南城郊的白灘頭，在此地約學習了一月光景，又將我們解送濟南城內一所解放軍的圖書館內。

1949年9月前后某日，在圖書館的一位警衛(wèi)戰(zhàn)士對我說：“你們的頭頭今日坐吉普車到團部，與起義將領陳明仁、李明灝兩將軍去見面，是※※※批準的。你是他的參謀長，所以我告知你。”我從這位戰(zhàn)士語氣中，第一次了解杜關押的地點是與我同一處，不過沒有彼此見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舉行后不到幾天，又是那位戰(zhàn)士，忽然之間為我送來10盒駱駝牌美國香煙，并說是你們的頭頭杜聿明贈給你的，請打收條給我。我決沒有想到杜先生會隔墻相贈香煙給我，而且香煙不是國產的，是美國軍人平日最愛吸的駱駝牌，不免使我下意識地想到此公守住了他不變的崗位，可敬可佩！

那位送來香煙的戰(zhàn)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他在一旁帶著冷笑說：“聽說，這種美國香煙，是杜聿明的弟弟自上海帶來的，上海才解放不久呀……”由于這時我與杜的思想意識相同，竟在人民歡天喜地的過開國盛典時，不贈其他禮物，偏偏要贈美國香煙，也就可窺知他的用心了。同時我又想到他的處境與我相同，并未享受到解放軍官的寬大待遇，而是分別隔離的看守中。

1954年夏，我這時已從山東解放軍官教導團轉移到了北京功德林監(jiān)獄看守所多年。有一天，我向外窺探，看到了杜聿明先生。不久因為全國戰(zhàn)犯大集中于北京，杜和我同樣是要集中的400余人之一，他被宣布為特級戰(zhàn)犯。杜與我七年未見面了，因大集中得到了見面的機會，彼此的欣慰是難以描述的。我記得在眾目睽睽下，都在寒暄相問。

也就是這次大集中后的第三天，我們放風遇著杜，他不言不語的望著我，似乎有話要說的樣子。于是，我主動地向他說：“老哥的身體能熬到今天實在不易。”他含著冷笑答復說：“你問我的健康嗎？是活一天算一天。我所想到的是一個死字，只有一死才能報答校長培植的大恩。我被俘后抱大石猛擊頭顱不死，腎臟炎、脊髓炎重病當死不死，留此殘生何益。”他說完長嘆一聲就走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