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抵達伊朗的飛機上都舉行著日復一日的“頭中儀式”。當飛機降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會根據廣播提示，紛紛用頭巾遮住秀發，懷著新奇或無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課。

沒人想找麻煩。畢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繪為女性權利最受限制的國度之一。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個女孩因為在街頭摘下頭中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們很難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還是個洋溢著自由之風的世俗化國家。

回到那時，隨便在號稱“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走一圈兒就會發現，頂著燙過的時髦發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兒的標配，酒精派對、搖滾樂、學托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態。

丨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中：“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把上學、開派對、讀書、看電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我們見證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隨后開放的氣象戛然而止。當納菲西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親那個年代被廢除的法律，重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小女孩在一年級就被迫戴面紗。如果頭發在公共場合露出來，就要受到懲罰。

從上世紀30年代強制不戴頭巾，到伊斯蘭革命后強制遮住頭發，伊朗女性的頭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國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見證。

丨伊斯蘭革命后，姑娘們穿著希賈布（包裹頭發的頭巾）和查爾德（從頭裹到腳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燈火。

請叫我波斯 “瑪麗蓮·夢露”

1925年，巴列維王朝靠軍事政變建立了君主制國家。為了鞏固政權，兩代國王都實行去伊斯蘭化政策，學習西方建立現代化國家。反映在服裝上，迷你裙成為正義，罩袍才是弊病。

本來，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規定女孩子9歲就能結婚，女人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如果要出門，就得穿從頭裹到腳的罩袍，還要有長輩同行。

一夜之間，國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并禁止男性穿傳統服飾，改穿西裝。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雇員如果讓妻子蒙面紗上街就會被解雇，最極端的時候，老國王甚至讓警察當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個孩子的全家福里，只有母親戴著頭巾，女兒則梳著高高盤起的發型，家族的裝扮已經與西方差別很小。Ramin Rouhi/攝

在服飾改革的背后，是源源不斷涌入的石油美元，和國王不斷膨脹的雄心。

經濟學有個“裙邊理論”，指出女性裙子長短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增速快時，女性買得起漂亮絲襪，所以更愿意穿短裙。

在伊朗，脫掉頭巾、穿西方服飾則成為了上流階層的符號，仿佛成為“波斯瑪麗蓮·夢露”才能彰顯女性解放和經濟增長的自豪。

70年代的雜志封面女郎

1971年德黑蘭大學，女學生穿著迷你裙看書。

到上世紀50年代，小巴列維掌權時期，伊朗石油產量大增。世界許多地區還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時候，伊朗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九大富國。

在美國支持下，這位留洋歸來的公子哥在60年代初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華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修筑了鳥巢一般大小的體育場，插頭也按照歐洲標準嚴格打造。

1971年，德黑蘭維里阿瑟廣場。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購買波音飛機的國家之一，全國建設了14個機場，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達航線，從紐約飛往德黑蘭只要11小時15分鐘。

這些現代化建設讓伊朗到今天也受用。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開車進入德黑蘭北部山區時，忍不住驚嘆：“沒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這么好！”

圖為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飛機前合影。

上世紀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權利進一步提高，女性獲得了跟男人一樣的離婚權，女孩合法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時出現的還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甚至女內閣大臣。到1979年，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例已經達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個教室聽講。

在市民生活領域，娛樂受到鼓勵，人們擁有了縱情聲色的自由，隨之而來的是蓬勃發展的派對、酒吧、賭場、夜總會和色情電影業。

此時的德黑蘭街景常令美國游客有些恍惚，因為眼前的景象和美國加州看起來太過相似。1972年，一個洛杉磯人到伊朗自駕游，看著路邊的大草坪和無暇的路面，不禁感嘆像是行駛在好萊塢比利佛山莊。

1970年代， 德黑蘭的繁華路口。

穿著體面的西裝。

高檔酒店成為思想開放的上流青年的游樂場。曾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當泳池救生員的老人回憶：“那時金發碧眼的姑娘們圍著我們，夜里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里去逛。通宵達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爾受伊朗大使邀請去伊朗訪問，下榻在希爾頓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務送來的魚子醬，很快愛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國家石油賓館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曬太陽。

1963年，伊朗，意大利女演員夫妻與伊朗運動員合影。

1978年，伊斯蘭革命前的最后一場伊朗小姐比賽。

1971年10月，國王為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周年整了個大排場，希望以此傳達出“我們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面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肴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時代》雜志稱之為“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被黑紗籠罩的王國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著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并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分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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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革命成功后的短暫時間里，整個國家陷入勝利的狂喜。一時間，人人都說自己參與過革命，人人都曾對抗過國王。人們在街頭焚燒國王畫像，學生們撕掉教科書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個民主國家的到來。

一位女性共產主義者后悔莫及：“我記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么激動。我從沒把穿罩袍當成是社會運動，而僅僅是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沉浸于共產主義理想，卻忘了提防伊斯蘭勢力。”

另一位“革命女將”薩拉在革命后逃到歐洲生活，她回憶道：“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君主專制，一個新政權就會來，帶來民主，但我們都錯了。”

“在全球化浪潮下，經濟裹挾著一切，席卷而來，即使在伊朗，沒有主流的西方經濟參與，那些看不見的流行都會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會成為現實。”在面紗之下，反抗從未停止。

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地下發展”，年輕人眼中強迫戴頭巾的反人類指數也越來越高。結果是頭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頭發、鼻子、妝容都當成藝術品來打造。

在“現代化”和“西方化”糾纏不清的情況下，古老的文明總是難逃傳統和現代間的交融與對抗。不過不管世界怎么變革，生活總是要回歸常識的。

在Facebook“我的隱秘自由”頁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冒著被逮捕的危險，發布了摘掉頭巾的照片，以捍衛平等權利。

向往正常生活從來不需要什么復雜的理由。如一個姑娘發布摘頭巾照片后留言：“我只是想要感受風”。

圖為伊朗網友分享的媽媽在60年代的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