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學術譜系上，胡適（1891-1962）與夏鼐（1910-1985）屬于兩代人。1910年夏鼐出生那一年，胡適通過了庚款考試赴美留學。1917年胡適因領導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時，夏鼐尚在家塾就讀。胡適出生于安徽績溪的一個小官吏之家，而夏鼐出生在浙江溫州一個富商之家。胡、夏兩家并無淵源。

一、求學時，夏鼐看胡適

　　1927年夏，夏鼐考入光華大學附中高中部。其時胡適剛從歐美返國，定居上海，8月任光華大學教授。次年4月30日，胡適就任中國公學校長，但仍在光華兼課。高中時候的夏鼐課業(yè)極為優(yōu)異，有充分閑暇看課外書，還時常到大學部偷聽大學課程，其中就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①這當是夏鼐最早的親炙胡適之教。

　　高中時代，夏鼐對胡適的書是本本必讀的。這與他的一位終生好友——歷史學家王栻②有很大關系。王是胡適的崇拜者，只要胡適的書（包括《新月》雜志以及新月書店出版的其它書刊）一出版，王栻都會立即購買。夏鼐近水樓臺，得在第一時間從王處借閱。③

　　1930年夏，夏鼐高中畢業(yè)，行畢業(yè)禮時，曾聆聽胡適致辭。9月，夏鼐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次年轉入清華歷史系。而此時胡適也因爭人權、自由和憲政惹惱了一黨專制的國民黨政權，在上海不能立足，被迫于1930年11月回北平重返北大。這樣，夏、胡二人便一前一后離開上海，又一前一后來到了北平。

　　北平求學時，夏鼐能經常聽到胡適的演講。1931年5月13日《夏鼐日記》有記：“下午聽胡適之講演《禪宗是什么》。”1932年10月13日又記：“聽胡適之講演。”這兩次講演都不見于胡適的《日記》，可為胡適補充傳記材料。此外，他在1932年3月24日聽章太炎講演后，記下了胡適講演的盛狀：

　　聽章太炎講演《今日最切要之學術》……穆樓可容百人的103號坐滿了人，不過仍沒有去年胡適講演的號召力。去年胡適來講，可容百余人的103號講堂竟嫌太小，后來改到可容納七八百人的大禮堂，依舊是擠滿一堂，連外國教授也來聽講，可見章氏的時代是已過去了。

盡管胡適演講盛況空前，但隨著視野的擴展、知識的加增，胡適的思想似乎已經不能滿足夏鼐了。1934年6月22日，夏鼐記下了他行大學畢業(yè)禮時聽胡適演講的感受：

　　4年前在光華時曾聽過他在畢業(yè)禮中的致辭。這次也不外那套陳話。說“自己有三張藥方，好比觀音賜予孫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給你們將來救急用：(1)多找出幾個問題，以作研究；(2)多弄點業(yè)余的玩意兒，在職業(yè)外發(fā)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強不息，不問收獲，但問耕耘。”實則根據自己這幾天的經驗，畢業(yè)即同失業(yè)，什么也談不到。胡適所說的，依舊是局外人的風涼話而已。

本來，胡適對這次演講非常重視，講完后又將講稿整理成“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yè)生”一文先后在《大公報》、《國聞周報》發(fā)表，后來又收入《胡適論學近著》。就是這樣一次倍受胡適重視的演講，在夏鼐眼里卻被視為“風涼話”！

　　北平求學時，夏鼐對作為知識界領袖的胡適極為關注。1934年1月17日《日記》記道：“閱《東方雜志》新年號，其中‘時人傳’（汪精衛(wèi)，蔡孑民，胡適之，王云五）最引起我的興趣。”1936年9月29日，已在倫敦留學的夏鼐，當得知胡適最近的對日態(tài)度時，寫下了如下《日記》：

　　……（吳半農講述泛太平洋會議情形）日代表芳澤謂希望中國政府對于內外要事，皆以欣然態(tài)度，咨詢日本而后決定；又希望中國另有一政府，對于日本抱友誼之態(tài)度。中國首席代表胡適之氏即起而駁之，謂中國政府已極親善之能事，超過獨立國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舉動，將使中國人民更為反日而已。氏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張和平對日妥協，但自日本壓迫中國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開始決心積極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國決行抵抗云云。

　　這段《日記》告訴我們：在夏鼐眼中，“九一八”以后胡適的對日態(tài)度就是“妥協”；此點，夏對胡并不認同。確實，九一八之后，胡適一貫主和，不主張對日作戰(zhàn)，此點已不被大多數國人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胡適對此很清楚，他曾對周作人坦白承認：“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④一方面是抓不住大多數的青年，一方面又想努力影響青年，這就是當時胡適與青年的真實狀態(tài)。關于前者，夏鼐1932年10月14日《日記》可與之互證：

　　晚餐后與王栻散步，談到胡適之是時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幾年間，便將一位前鋒移到后衛(wèi)去，恐怕他讀到自己所作《回國雜感》中關于康有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拿胡適在私函里的這段話與夏鼐寫給自己看的這段《日記》對看，最能反映胡適在當時思想界特別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當時，胡適最希望于青年的是：好好讀書，“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練好本領以報國、救國，他是根本反對呼口號、貼標語、罷課請愿的。很有意思的是，嗜學成癖的夏鼐似乎在這點上與胡適是相通的。國難當前，他認為“書生已成廢物，所謂‘文不像錄謄生，武不像救火兵’，還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這里所謂“干自己的事情”，就是求學。他感于國難日深，一度想作《上海制造局的編譯西書始末記》，原因是：編譯西書“是中國當時‘富國強兵’思想的具體表現，此種思想直到民國時還不衰，成仿吾學兵科，魯迅、郭沫若學醫(yī)科，胡適學農科，都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⑤ 要之，他也是希望用學術來報國的。

　　在大學時代，胡適的著作對夏鼐來說，依然是必讀書目。據《日記》，可知這一時段夏讀過的胡著有《胡適文選》、《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at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邏輯方法的發(fā)展》）等等。此外，在夏鼐先生的藏書中，筆者發(fā)現了3種胡適的書：《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26年第12版）、《白話文學史》卷上（新月書店1928年6月出版）、《胡適論學近著》下冊（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在這些書上頗不乏夏鼐的批注，仔細研究這些批注，可有助于進一步通曉夏氏之成學歷程。

　　對時賢的著作，夏鼐向來是以批判的眼光來看的：一方面能指出這些新著的優(yōu)勝之處，同時對其不足亦能點到要害。比如他評乃師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評蕭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評武堉干的《鴉片戰(zhàn)爭史》等等，都是如此。這一方面需要讀書廣博，另一方面更需要有特出的識見。對胡適的著作，也是如此。1933年7月17日，他在比對了馮友蘭、胡適的同名著作后，寫下了這樣的評論：

  （馮著）對于考據方面，雖不如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然關于敘述各家之哲學系統(tǒng)，卻遠勝胡氏，在現下此類著作中尚罕其匹。惟對于哲學與當時環(huán)境之關系，除概論當時社會制度之變遷外，尚未能作更進一層之分析。陶希圣、李季、葉青諸氏之作品，或可以補充此缺陷。

夏鼐不獨細細研讀胡適本人的著作，對批評胡適的著作也很關注，比如李季的書，《二十世紀》的批胡文章。1931年5月13日、1月25日《日記》都有閱讀《二十世紀》批胡文章的記載和短評。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3月9-10日所記：

  （《二十世紀》第6期）這篇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文章，由積極的提出自己的見解，以攻擊胡氏。實際上反是正面提出的理論更重要，其優(yōu)點在于能夠用經濟的背景來解釋先秦哲學的產生與發(fā)展，又能指出哲學思想本身之辯證的發(fā)展。不過他所說的哲學發(fā)展之一環(huán)、次環(huán)、又一環(huán)，雖整齊可觀，然總覺得有如《易經?說卦》以各卦相生，皆有因果關系，頭頭是道，雖好看煞人，總使人起一疑問:事實上真是如此的整齊有序嗎?抑是經過了作者的腦筋，加以改編而成呢?我現在只有這種疑問，還沒有能力來解決這疑問。

此外，胡適的學問，也是學友之間討論的話題，1932年12月7日記王栻談話：

　　……（王栻）言及在今日中國史學界情況下，敢于作通史者，僅有二派：一派為守舊之右派，如柳詒徵及繆鳳林輩，以中國舊有之歷史哲學為基礎，以整理舊史；一為新起之左派，以新輸入之唯物史觀為基礎，大刀闊斧地構成中國社會進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適、顧頡剛等，利用西洋19世紀之史學方法，欲用考據入手，逐漸整理，尚未敢著手貫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將來結果而言，或以此派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經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

　　通過以上記述不難看出，夏鼐是站在時代的高度看胡適的。在夏鼐的眼里，被譽作“當今孔子”的胡適，仍然是人，而不是神。

二、胡、夏之交

　　盡管夏鼐經常領略胡適演講的風采⑥，對胡適的思想與學術也認識深透，但作為青衿學子的夏鼐一直無緣與學界領袖胡適結交。直到1946年11月22日經傅斯年介紹，胡、夏才算真正結識，并有了交往。那也是一個偶然：

　　午飯時遇及傅所長，囑飯后來談。飯后往謁，適傅所長正與胡適之先生談話。傅先生為余介紹后，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談考古組問題……

胡適這次來南京，是為了參加國民大會。他在任北大校長的這2年多時間里，凡到南京，一般會住在史語所。而此時的夏鼐因工作出色，充分顯示了其超長才干而倍得傅斯年的器重，1947至1948年傅赴美期間還曾一度代理史語所所務。這些，都為胡適與夏鼐交往、深談創(chuàng)造了機會。這一次，夏鼐等就陪胡適游覽了紫金山，在歡迎宴會上聽胡適講了“怕老婆的故事”。但最有學術價值的，要算12月20日二人的夜談：

　　晚餐后去胡適之先生處閑談，并請其寫字。胡先生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繪圖及拓本，胡先生對之頗加贊賞。又談北大考古學系擬設一博物館，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覺明君負責。談及中國考古學前途希望很大，謂夏朝一代自為實在史實，而非虛構，然考古學方面竟未發(fā)現其遺跡，似應從古地理入手，擇定幾處有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發(fā)掘，或可對此問題加以解決。又推《水經注》一書價值，謂對于考古之幫助很大，以其去古未遠，對于故城之記載較為可靠，如能按圖就地考查，或可獲得大發(fā)現。約談話一小時許，始辭去。

　　1984年，夏鼐讀到臺北聯經公司剛剛出版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后，曾就1946-1948年這部分的內容對照《日記》做了詳細的補注。他還猜想，胡適的《日記》里一定有關于他本人的記載。⑦事實是，在《胡適日記》里，僅有一處提到夏鼐。相反，是《夏鼐日記》為胡適補充了很多有價值的傳記材料，諸如胡適這里所說希望通過考古證實夏代歷史，《水經注》與考古的關系等，都是研治“胡學”的人聞所未聞的。由此，亦可顯《夏鼐日記》的史料價值。

　　《夏鼐日記》一共記述7次胡適住在史語所的情形。第一次如前所述。

　　第二次是1947年3月中旬。《夏鼐日記》只在3月13日有簡短記述：與高曉梅、王則誠等“往謁胡適之先生，今日新自滬來京，出席中博院理事會也。”事實上，胡適此次來寧，不獨參加中央博物院理事會外，還出席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年會、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談話會，還會見了蔣介石等軍政要人。

　　第三次是1947年8月28日至9月4日。關于這次南行，胡適只在28日的《日記》有“早晨到南京”五個字，至于為什么到南京等，《日記》、年譜等均不載。《夏鼐日記》可稍稍補缺。他8月28日記道：“胡適之先生今日由滬來京，出席聯合國教科文中國委員會，下車后即來史語所。談及沈兼士先生逝世情形……”8月29日又記他與芮逸夫、石璋如往謁胡適，胡氏大談最近從傅沅叔處新得之《全校水經注》較南京國學圖書館所藏者頗有異同。9月3日記梅貽琦、蔣慰堂來史語所拜訪胡適。9月4日記他晚間送胡適離南京。

　　第四次是1947年10月中、下旬來南京參加中研院評議會。胡適這次在南京，有簡短日記。但《夏鼐日記》所記者，均不見于胡適的《日記》。如10月13日，記胡適談到趙元任曾經為《豆柵閑話》中的一則西調譜曲，談到北京大學共產黨的活動，談到他是如何走上研治《水經注》之路的，均是重要的學術史料和政治史料：

　　胡適之先生由北平來京出席中研院評議會，即下榻所中，晨間往見……胡先生謂清人筆記小說《豆柵閑話》中有西調一則(即陜西調)，乃明末流寇所歌唱(按此書十二卷，國學圖書館有清初刊本)。“老天爺，您老了，耳又聾，眼又花，不見也不聞，殺人放火的坐享榮華，念經吃素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不會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爺，不會做天，你垮了吧!”末尾重復，尤見力量。胡先生找出后，曾由趙元任先生作譜，但不敢發(fā)表，否則當較現在流行之“你這壞東西”一類歌曲，更為風行。明末之流寇亦有其思想為背景。

　　更論及北大學生被捕事，前天包圍校長住宅2小時，阻止其南下。校中壁報謂奸人兔計，令胡校長南下后，更大規(guī)模逮捕學生，實則決無此事。此次未能保釋之學生二人，其共產入黨證，一為100余號，一為300余號，皆為加入有年，在黨中占重要地位，陳布雷之女兒及女婿亦以黨事在平被捕。聞軍隊中少將、中將皆有加入共黨為秘密工作者。接著又談《水經注》，謂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圖書館藏趙一清家藏本（后歸別下齋）水經注校抄本跋寄與胡先生，王氏引及靜安先生《水經注釋跋》(《觀堂別集補遺》)，“為東潛作此書序”翻刻本誤作“為東潛作此序時”，胡氏指出其誤，因而對《水經注》一問題發(fā)生興趣。原擬以六個月做畢工作，結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云云。

　　10月14日，記胡適和陳垣在史語所講演，胡適《日記》也有記，但遠不及夏鼐所記詳細。此外，還記胡適會后談到“公教待遇之低”等情。10月15日，記中研院評議會第二屆第四次會議開會時，胡適贊同王云五提出的“高等教育獨立，少派留學生”的主張，并主張修改博士學位選舉法，大學辦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績者得授予學位，不必依舊法由政府贈予。10月16日，夏鼐以“史語所代理所長”的身份列席會議。10月17日《夏鼐日記》詳記胡適等力主通過郭沫若的院士資格提名，極為重要：

　　上午評議會繼續(xù)審查名單。關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干事謂恐刺激政府，對于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fā)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系，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后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Acadc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并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后，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14票對7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

　　這段《日記》告訴我們，是否讓郭沫若獲得提名的話題，是胡適先挑起來的，而且他的態(tài)度很明確：“應以學術立場為主。”據當時情境推測，若無胡適首先發(fā)難，其“同黨”又順勢吶喊造勢，郭氏是否通過提名，甚成問題。

　　稍后，10月18日、20日《夏鼐日記》都有晚間到胡適處閑談的記錄，其中20日還記道：“胡先生主張整理古書，作標準定本。”10月19日這天，胡、夏二人的《日記》均未有彼此見面的記錄，但筆者在夏鼐先生收藏的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卷上）里發(fā)現了夏鼐手抄的胡適當日在張默君詩冊上的題辭：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務本女學看運動會。臺上有個女學生捍大筆寫“我武維揚”四個大字。那個女學生就是后來在首都典試鎖闈衡文賦詩的  默君女士。當日在幾十小學生隊里拍手贊嘆的我，今天在  默君這本詩冊上題字時也是白發(fā)滿頭了。很想做首小詩寫這段故事。不幸寫不出來，只好寫幾句白話。恐怕典試委員還要認作交白卷，罰入四等罷！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九夜

胡適

這段題辭，是被粘貼在《白話文學史》的最后一頁上，先用鉛筆抄，然后用毛筆在原底上重抄描。《題辭》中的默君，是清季民國時期的名媛張默君無疑——《題辭》中求學務本學堂、任考試院典試委員的經歷，都是女詩人張默君的經歷。張女士著有《白華草堂詩集》、《默君詩草》等，不知胡適題辭的是哪一種。想必是夏鼐前往胡適處閑談時看見了這份題辭，就順手抄了下來。這是一份從未被發(fā)現的胡適文獻，史料價值自不待言。

　　第五次是是1947年12月12至17日，胡適此次南來主要是為參加中基會年會。17日晚間，胡適對夏鼐等談到自傳之難寫，“以顧忌過多也，日記易偏重小事，反易漏去長期努力之要事。”又談到美國大使一段時期中，“頗可寫一回憶錄，但其中有些事實，尚不能公開，當時未記日記，但周鯁生先生即住大使館，每日晤談，周先生逐日記下，可供參考，重要文件亦皆保存，有工夫可寫一回憶錄。又謂自傳之書，童年一段，最易寫得出色，由此中可以看出幼年環(huán)境及教育；但中年以后，即不易寫，以顧忌過多，接觸之人物，多仍生存，且多仍為每日見面者，不便毫無忌憚寫下。批評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一書，前20多頁頗佳，其后半則見解多誤。”又談及擬延聘西洋史教授，欲接沈剛伯、全漢昇來北大，皆未成功。又自謂少年時，“規(guī)定每星期讀畢一史，除《宋史》、《明史》過多外，其余居然能辦到，然《十三經注疏》及《說文解字》之類，則均系留美時課余補讀完，惟當時國文根抵已打好，頗占便宜，今日年輕人多有未打好國文根抵者。又謂現下有已二十余歲而未曾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者，常勸之練習寫文章……”

　　第六次1948年3月25日到5月6日。胡適此次來寧，先是參加了中研院的評議會，選舉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批院士，接著又參加國民大會。這次在南京，令胡適最糾結的是蔣介石要他出來“競選總統(tǒng)”。《夏鼐日記》雖對此事有零星記錄，但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4月2日的夜談。在這次談話里，胡適談了他未來的研究計劃，談了史學研究的方向，談到弟子中只有羅爾綱才得他的真?zhèn)鞯鹊龋?/span>

　　晚間胡適之先生早歸，坐著無聊，叫老裴來喊余談天，余正在讀《殷歷譜》，拋書去晉褐……胡先生自云：擬于最近半年內將《水經注》作一結束，此本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費了四年多功夫，實為意料之外；此后擬續(xù)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即卷上亦擬重寫，可將殷墟材料加入，此約需一兩年的功夫；然后再寫《中國白話文學史》，下卷也許改成為“活的文學”史，不一定是白話文學，如此可以收入《書》、《詩》二經，但此書也許不寫，讓別人寫；另外，想寫整個中國文化史。史學的工作，一部分是繡花針的校勘考據，一部分是大刀闊斧的通史。雖然現今的史學成績尚不夠作一成熟的中國通史，但是可以有一種看法仍可成立。雖然有許多史料尚須審查，但是至少知道某一些史料一定不能放進去。關于史料的辨?zhèn)渭斑x擇，自信可以勝利。胡先生說到這里，又搖頭說，可是我老了，還有這三大部書要寫，頗有“日暮途遠”之感。又說到他教了三十年來的書，沒有教出一個可以傳衣缽的徒弟出來，實在大部分上課聽講的學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羅爾綱君。當私人秘書，住在家中，因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多在晚間，可以真正領教的只有住在他家中才可以做得到。王重民君在美國時，受影響亦不少，時常連著幾天不斷通信，連郵差都笑著說Love Letter〔情書〕。早期的北大學生，如傅、顧之流，當時即比老師讀過古書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響，但是不能算是學生。當時以留學生回到北大，看到學生的程度已是如此，逼得自己努力用功。至于思想史方面的傳人，似無其人，勉強或可算容肇祖君。文學史方面孫楷第君亦僅受影響，不能算是徒弟。胡先生說他自己成了社會中人物(Popular figure)，不能脫離一切，從事研究，最好是像陳獨秀先生一般，被關禁幾年，如又可得閱書之自由，或可專心著作。否則像副總統(tǒng)這樣職任，消閑無事，亦屬不錯，且地位較高，有些小事像寫字之類(指著書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寶的紙)，人家也不好意思來麻煩了。但是萬一總統(tǒng)出缺，這又更加麻煩了。最好能有一職位，每天以二三小時掙錢吃飯，其余時間可專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長仍嫌過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蔣夢麟先生能夠來代理一兩年，自己可以脫離行政事務，專心研究工作。又談到傅孟真先生及趙元任先生，以為皆是天分極高之人，很希望趙先生能早點回來，教出幾個徒弟，否則要成絕學了；很可惜趙先生這幾年浪費心力，尤為是替趙太太寫自傳及中國烹飪術之書，白費精神。胡先生越說越有精神，我勸他少耗心力于無用之事，多寫些書來為后學楷模。11時始告辭而出。

胡適的這段談話，是在百無聊賴、急盼有一位傾吐對象“不吐不快”的情境下說出的。關于未來的研究計劃：《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下、《中國白話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三部大書，都是“史”，說明胡適一生治學的主要地盤，還是“史學”。其中，《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下，是胡適很早以前就立宏愿要償還的舊債，但直到逝世，也未償清。這一方面是因為胡適是“社會中人物”，即今日所說之“公眾人物”，要應付人，應付事，不能心無旁騖靜坐書齋。此外，胡適晚年，精力大退，恐怕也是主要原因。細讀胡適《日記》和書信的人都知道，胡適的最后10幾年里，記憶力大大減退，總讓人產生才情殆盡的感覺。關于《白話文學史》，胡適明確說：主旨定位于“活的文學”，不一定是白話文學，可以收入《書》、《詩》二經，這也是超越《白話文學史》（卷上）之所在。

　　胡適關于學術傳承的談話，也非常有趣而令人耳目一新。作為開風氣的大師，胡適對新學術的大貢獻之一，就是影響或者說塑造了一批不同學術領域的領袖人物。除胡適在這里提到的顧頡剛、傅斯年、羅爾綱、容肇祖、孫楷第以外，還有明史權威吳晗、宋史權威鄧廣銘、現在仍健在的“紅學”大師周汝昌等等。胡適在這里說只有羅爾綱才得其真?zhèn)鳎蹩缮倘丁Ｏ窀邓鼓辍㈩欘R剛、吳晗、鄧廣銘等諸人，雖不像羅氏那樣朝夕問教，但因他們天分高，才情遠，功柢深厚，往往經大師稍一點撥（或是幾次通信，或是幾次講演，或者幾次談話），即發(fā)生質的飛躍。這些功勞，是應記在胡適名下的。

　　第七次是1948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胡適此來，主要是參加院士會議。9月17日他與夏鼐閑談時說，他在考證《直隸河渠書》與《畿輔安瀾志》，而前書不在中央圖書館即在浙江大學。⑧次日，夏鼐專程去中央圖書館查檢，果在彼處，即為胡借來。這件事令胡、夏二人都非常興奮，因此各自《日記》里都有記載。夏鼐記道：“下午至中央圖書館，遇及屈萬里君，知《直隸河渠志》⑨確在其處，大喜，即借來，轉交與胡先生。”胡適記道：“又借得中央圖書館《直隸河渠書》稿本廿五冊。（夏作銘借來）”這也是《胡適日記》中惟一一次提到夏鼐。10月3日在去武漢的船上，胡適據此稿本寫成《中央圖書館所藏〈直隸河渠書〉稿本詳目》一文。11月12日又寫定《記中央圖書館藏〈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后將此文略加修改后發(fā)表在1953年的《大陸雜志》第7卷第3期。

　　胡適這次在南京，還有三次夜談極具史料價值。9月20日夜談時，胡適談到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

　　晚間至胡適之先生處閑談。胡先生謂佛教傳入中國史之初期，海路或較陸路更重要，希望能由考古學方面找出證據來證明。文獻方面，白馬寺之傳說，雖為后起，然下列之五大證據，似不能抹殺：(1)楚王英之事；(2)漢桓帝于宮中祀浮屠老子；(3)襄楷；(4)竿融；(5)《牟子·理惑篇》。又云，海道至交州后，又由水道至蒼梧，更北即可至湘，或由番禺越五嶺至湘，佛教傳播或先至南方云云。

這也是一個“大膽假設”，想必對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能有啟發(fā)。

　　9月30日夜談時，胡適談到他在中國公學讀書時，“即能做詩填詞，欲擬杜即擬杜，欲仿宋即仿宋，文章亦能寫得通順”，但學字最差勁，臨帖摹碑，皆不成功，惟作文稿時一筆不茍且，經此訓練后，乃敢為人寫屏幅對聯。又談到《胡適文存》三集，皆汪原放代為搜集已發(fā)表稿子，排定篇目，經本人閱過后，去取選擇，并修改其次序，然后付印。《文存》能得印出，實出版人之努力，故雖不獲分文版稅，亦無怨言。這令在場的薩本棟艷羨不止。

　　10月13日，談《水經注》研究即將收束：

　　晚間至胡適之先生處，胡先生今晚夜車赴滬返平，謂研究《水經注》再過一個月即為五年，現在大致完竣，惟如何寫作，尚未決定。寫法有三種：(一)400年來《水經注》研究的歷史；(二)新發(fā)現之《水經注》版本及戴、趙、全公案之裁判；(三)60余種《水經注》版本之提要及體系。明年蔡先生紀念講演，擬采用其一，詢余意思如何？余以為通俗講演最好用第一題目，不致令人生倦，胡先生亦以為然。

　　事實上，胡適的《水經注》考證，并未如他打算的那樣在近期收束，又寫了不少文字。但直到他逝世，也沒有寫出綜合的報告，實在遺憾。

　　通過以上梳理可看出，胡、夏二人，交誼日深。他們的關系也不止于胡適講談、夏鼐恭聽這種層面。從現有的文獻看，夏鼐曾將其《漢武征和年號考》寄給胡適請其推薦在《申報·文史》發(fā)表，⑩后來該文果發(fā)表于1948年2月21日《申報》的《文史》副刊第11期，或許就是胡適推薦的。胡適對夏鼐，必是相當賞識，夏備受胡適的學生兼摯友傅斯年器重，傅必在胡面前揄揚。1947年10月14日，胡適史語所講演后在當日《日記》記道：“史語所很有人才。”而夏鼐恰是青年才俊中的翹楚，此點，最能識人的胡適不會看不到。夏鼐對胡適，亦格外恭敬與尊重，特別是他對胡適在這一時段大力提倡的學術獨立的計劃，對胡適的力挺郭沫若，是從心底認同的。他們之間的交往與忘年友情，若無變故，必定會朝著更深廣的方面發(fā)展。但是，隨著山河變色，其交往也不得不隨之劃上句號。

三、批判胡適運動中的夏鼐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絕傅斯年請其押運古物赴臺的要求后，離南京返溫州故家——他對現政權已沒有絲毫信心。與夏鼐相反，胡適堅決地站在了蔣介石一邊，他受蔣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開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蔣介石的時期。從此，胡適與夏鼐就成了兩個世界的人。111949年以后，在大陸已變成批判對象的胡適，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澤東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突破口，又親自發(fā)動了一場更大規(guī)模的批胡運動。這次運動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領導中國科學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機構來具體實施。正是這場運動，使夏鼐與胡適又有了一點瓜葛。

　　作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負責人，夏鼐無論如何是不能脫離運動的。而且，照當時的政治和學術生態(tài)，他還必須要“積極參加”。《夏鼐日記》為我們留下了當時參加運動的一些材料：

　　1954年12月1日：郭院長至陳夢家君處談石鼓文問題，順便至我處，談及批判胡適思想問題，謂“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應改為“小心地假設，大膽地反證”，使不致落入唯心論的陷阱。

　　12月25日：……赴干部學校聽潘梓年同志作胡適思想批判報告。

　　1955年1月7日：下午赴院參加“批判胡適實用主義”討論會，艾思奇報告，發(fā)言者有賀麟、胡繩、王子野等同志。

　　1月19日：上午閱侯外廬所寫《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

　　1月20日：……院中開胡適批判會，請黃仲良先生出席。……閱馮友蘭批判胡適哲學史對孔、老的評價問題。

　　3月5日：下午赴院參加史學界批判胡適思想座談會。

　　3月26日：下午參加批判胡適思想史學部分討論會，由翦伯贊同志主持，發(fā)言者頗踴躍。

　　4月2日：下午赴北京飯店，聽艾思奇同志報告“批判胡適思想”。

　　4月15日：閱批判胡適思想的論文（侯外廬、胡華等）。

　　5月1日：為《歷史研究》校閱呂振羽同志《批判胡適派的歷史觀》一文……

　　5月3日：下午參加社會學部招待蘇聯專家阿斯塔莉葉夫座談會，由潘梓年報告批判胡適思想運動。

　　應該承認，這些記載對梳理那場批判運動的來龍去脈，分析其中的成敗得失，肯定有參考價值。

　　當時，夏鼐不但要參加批判會，還要寫批判文章。據《夏鼐日記》可知，他于1955年3月6日至9日完成了批判文章：《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12

　　這篇文章開首就說：“胡適自己對于考古學是外行的。”這是實事求是的評論。既然外行，又如何影響考古學呢？作者認為，“胡適過去三十年在中國歷史學上是起著統(tǒng)治作用的，……作為歷史科學組成部分的考古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惡劣影響。”特別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運動的右派，以考古在內的幾個史學刊物為陣地，“因此胡適派思想在中國考古學上的總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風等各方面的影響，都是深刻的。”作者在文中所舉的例子，也采自史語所發(fā)表的考古論文和報告。這表明，文章批判的是考古領域中的胡適派思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胡適本人。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批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以及胡適提倡的整理材料的方法，并舉出“殷墟文化曾是由洪水沖擊而來”等例子。作為造詣高深的考古學家，作者在這兩部分中所舉的例子都是擊中要害，無懈可擊的。但是，這些事例和胡適的思想相聯系，似乎有點牽強。李濟主持的殷墟發(fā)掘初期，缺乏經驗所致。

　　第二部分，作者批判了考古領域中片段搜集材料、孤立看問題的現象，認為這種現象是中了胡適的毒：“胡適以為歷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聯系的個別事實。”此外，作者從胡適做研究靠別人提供材料（顧頡剛供給其《紅樓夢》的材料，羅爾綱供給其《醒世姻緣傳》的材料）入手，強調考古工作者要親自動手找材料。應該承認，作者之立論，至今亦未過時。不過，所舉胡適的例子卻不合事實。即拿其研究《紅樓夢》來說，他用實驗主義的方法研究《紅樓夢》，把從不被重視的材料，都變成有用的材料，活的材料，這就是前人沒有做過的。曹雪芹的家世材料，都放在那里，從來沒有被人重視過。他讓顧頡剛幫助搜集材料，但這些材料在顧頡剛手里仍是一堆死材料，經胡適研究后，就能理出脈絡來，得出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系統(tǒng)判斷。所以，作者所舉例子不恰切。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用胡適派的方法整理材料，不能得出正確結論。批判了“胡適的庸俗進化論”。

　　第四部分，批胡適派統(tǒng)治下的考古學學風：學術脫離政治；支離破碎的鉆牛角尖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作風；“為考古而考古”；壟斷材料，囤積居奇；宗派林立、學閥霸道。從現在來看，學術是應該遠離政治的，而且越遠越好。“為考古而考古”的提法，也無可指摘。在史語所，確實有大量的材料沒有得到及時整理，但并沒有“壟斷材料，囤積居奇”；只舉傅斯年、董作賓將材料提供給郭沫若一例即可說明問題。

　　第五部分表態(tài)：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同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作斗爭。

　　仔細研究這篇文章，發(fā)現作者對考古領域存在的具體問題所作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與胡適聯系起來，又極為牽強。這是運動的產物，沒有運動，肯定不會產生這樣的文章。

　　遠在美國的胡適對這些批判文章非常關注，就是對這篇文章，胡適也用紅筆做了很多勾畫。胡適勾畫的，主要是胡適認為能給他提供學術信息的部分，而不是對他大不敬的話語。確實，胡適從不責怪、怨恨批判他的人，他自己的說法是：這些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管對批判者，還是對胡適本人的態(tài)度，我們都還缺乏一種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我們肯定應該采取一種“同情的理解”的態(tài)度，結合歷史的情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單單從字面上的表述，就得出“某某人忘恩負義”，靠批胡適換取進身之階之類的結論，那肯定是膚淺的。

四、夏鼐晚年記胡適

　　經過1954-1955年的批判運動后，胡適在大陸上已被徹底批倒批臭。不過，這之后，胡適的名字仍偶爾出現在《夏鼐日記》里。比如，胡逝世后，夏在1962年2月27日記道：“……閱《參考消息》，知胡適已于24日在臺灣逝世。”1964年8月4日在游呼和浩特的抗日烈士公園時，又記道：“……乃出來散步，海拉爾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公園，乃1933年華北軍第59師傅作義部下在懷來一帶抗日陣亡將士203人之墓，有一紀念碑，胡適撰文，錢玄同書。此公園現已開辟為農田，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間而已。”

　　“文革”以后，胡適的名字又較多的出現在《夏鼐日記》中。1982年元旦，夏鼐閱讀了《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胡適與中研院關系的文章。后來又讀了傳記文學社出版的唐德剛《胡適雜憶》，大陸上出的《胡適往來書信選》等書。他在讀這些書時常有畫龍點睛的評論，比如他評《胡適雜憶》：“乃胡適評傳性質，作者雖以受歷史訓練者自居，但所論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暢活潑。”13讀到《胡適往來書信選》之1945-1948年部分，又不由自主想起乃師陳寅恪的詩：“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14最有趣的是他讀《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套10巨冊、300多萬字的大書，他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讀完了。讀的時候，還就有關部分與其日記對勘，寫“補注”。從“補注”的文字看，他一定是懷著興奮和感慨的心情讀這套書的。

　　此外，無意中的小事，也常常能使他想起胡適。比如，他偕家人游長城時，就想起胡適說的：“我在北京九年，沒有游過長城，我常常笑我自己。”15這些，都無關宏旨，實在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過，他在新時期強調要充分注意人文科學自身的特點和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反對學術機關行政化、企業(yè)化，反對過分強調為政治服務。他還深切贊同嚴濟慈先生的主張：渴望有蔡元培那樣的人來主持學術和教育機構16。這恰是與胡適有相通之處的。

注釋：

①夏鼐：《自訂年譜》，據《夏鼐日記》卷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8頁。

②王栻（1912-1983），原名王載栻，字抱沖。浙江平陽人。先后執(zhí)教溫州師范學校、金陵女子大學、金陵大學等校。1952年后任南京大學教授。以研究維新運動史和嚴復著稱。校訂、編著有《嚴復集》等。

③夏鼐：《上海的三年（1927-1930年夏）》，據《夏鼐日記》卷一，13頁。

④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81頁。

⑤《夏鼐日記》1933年1月15日。

⑥ 1938年8月21日，夏鼐在倫敦的中華協會聽胡適講演“抗戰(zhàn)一周年的感想”，這是1935年他負笈英倫以來第一次見到胡適。他為中國抗戰(zhàn)捐款2先令，而據胡適當天日記，他共募得捐款52磅。

⑦ 《夏鼐日記》1984年10月6日：閱《胡適年譜長編》第5冊，1947年前后，胡適來南京，都住在史語所，我第一次與之有所接觸，他的日記中可能會有提到我的地方。這時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語所所長。讀《年譜》，頗有陳寅烙的詩所謂“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正滄桑”之感。

⑧按，胡適于1948年8月12日寫成《試判斷〈直隸河渠書〉與〈畿輔安瀾志〉的案子》。張政烺教授告訴他：《直隸河渠書》歸吳興劉氏嘉業(yè)堂，“今日當在中央圖書館或浙江大學。據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冊（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⑨ 按，夏鼐先生在9月17日和本日《日記》中，都將《直隸河渠書》記做《直隸河渠志》。

⑩ 1948年1月21日夏鼐復胡適函（載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1冊）。

11 1951年8月13日，夏鼐記述了鄭振鐸當日講述胡適離開大陸前情形：……胡離滬時，鄭曾與之同桌共宴，胡之精神正懊喪，但主張其自由主義，鄭勸之不必赴美，不但不聽，反轉勸鄭不要投奔解放區(qū)。胡離北京時，僅帶書二部，一為脂硯齋《紅樓夢》，一為所借銅琴鐵劍樓藏本《水經注》；其所著《〈水經注〉考證》，寫成十余萬言，將稿本交與顧廷龍保管，在上面書“錯了”二字，蓋發(fā)現天津圖書館之全祖望五校《水經注》啟，知戴氏實有竊全之事，從前為同鄉(xiāng)打不平，此時始知“錯了”。

12本文所引該文的內容，均據《胡適思想批判》第6冊（三聯書店，1955年）。

13 《夏鼐日記》1982年3月1日。

14 《夏鼐日記》1982年3月6日。

15 《夏鼐日記》1984年7月28日。

16《夏鼐日記》 1982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