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思維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影響了我們對于每一個問題的思考，但還沒有被賦予名字。在現有的名詞中我選擇了最接近其內涵的“民族主義”這個詞，但你很快就會發現我用的并不是這個詞的一般含義，這只是因為我所談論的情感并不總是和民族聯系在一起——民族指的是某一個種族或地域的人。它可以用以指代一個教會或一個階層，或者只是消極意義上的抵制某個事物，并不需要有任何積極意義上的忠誠的對象。

說到“民族主義”，我首先指的是認為人可以像昆蟲那樣分門別類，可以給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貼上“好人”或“壞人”的標簽這一思維定式。但其次——這一點更加重要——我是說一個人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產生了認同感，將其凌駕于善惡之上，并認為除了維護它的利益之外再無其它責任。民族主義不能和愛國主義混為一談。這兩個詞的用法都很模糊，對其加以任何詮釋都會引起爭論，但你必須在二者之間劃清界限，因為它們涉及到兩個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觸的概念。“愛國主義”指的是一個人對某一個地方和某一種生活方式充滿了解和熱愛，認為它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強迫他人接受。愛國主義的本質無論軍事上還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而民族主義則與對權力的欲望是分不開的。每個民族主義者一以貫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權力和更高的權威，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他所選擇的吞沒其個體身份的國家或團體。

如果它只是被用于描述更加明顯、臭名昭著的德國和日本等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所有這一切都再明顯不過。當我們面對納粹主義這一現象，從外部進行觀察時，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會對它作出相同的評價。但在這里我必須重復上文說過的內容——我用了“民族主義”這個詞，是因為沒有更貼切的詞語可供使用。在我使用“民族主義”時，它的延伸含義包括了諸如政治天主教主義、猶太復國運動、反猶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與和平主義。它不一定表示對政府或國家的忠誠，更談不上對祖國的忠誠，嚴格來說，它所涉及的團體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舉幾個明顯的例子：猶太人、伊斯蘭教、基督教國家、無產階級和白種人，都是熱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對象，但它們存在與否卻值得進行嚴肅的質疑。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擁有能夠被廣泛接受的定義。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可能是完全消極的。當你理解了這些含義時，我所說的民族主義的本質就變得更加清晰明了。一個民族主義者指的是一心只想著或考慮的重點只有爭權奪利的人。他可能是一個積極的或消極的民族主義者——他的精神力量可能用于鼓勵打氣或誣蔑誹謗——但他一心只想著勝利、失敗、榮譽和羞辱。他眼中的歷史，尤其是當代歷史，只有強權勢力無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來，每一個事件都象征著己方的陣營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敵方陣營江河日下。但最后我要說的是，不能把民族主義和對成功的膜拜混為一談。民族主義者并不會遵循投靠最強的一方這一原則。正好相反，在選擇了解自己的陣營后，他會說服自己所選擇的陣營就是最強大的，即使在全然對己不利的事實面前也能堅持自己的信仰。民族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對權力的饑渴癥。每個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出最厚顏無恥的卑鄙勾當，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在為某個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務，他還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義的一方。

要說所有形式的民族主義都一樣，甚至連它們的精神氛圍也一樣，未免過于武斷。但有幾條原則適用于所有的情況。下面是民族主義思想的幾個主要特征：

偏執。民族主義者的所思所言所寫幾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團體的優越性。要民族主義者隱藏其忠貞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只要對他的小團體稍有詆毀或稱贊它的對手，他就會立刻感覺不痛快，必須尖刻地予以反駁才能心安。如果他所選擇的團體是一個國家，比如說愛爾蘭或印度，通常他會聲稱它不僅在軍事力量和政治品質上有其優越性，而且藝術、文學、運動、語言結構、人民的體格美態甚至氣候、風景和廚藝都更了不起。他會對諸如旗幟的正確擺放、新聞標題的字體大小和不同國家的名字先后順序非常敏感。命名法在民族主義思想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贏得獨立或經歷了民族起義革命的國家總是會更換名字，任何有著強烈情感的國家或團體一般會起幾個名字，每一個名字都有不同的含義。

西班牙內戰的交戰雙方加起來有不下九到十個名字，表達不同程度的愛與恨。有些名字（例如佛朗哥的支持者叫“愛國者”，政府的支持者叫“忠勇軍”）讓人摸不著頭腦，沒有哪一個名字是敵對雙方達成一致，共同使用的。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視傳播自己的語言以壓倒對手的語言為己任，在說英語的民族中，這一斗爭以方言之爭這種更加隱晦的形式出現。仇視英國的美國人如果知道某一句俚語是出自英國時，會拒絕使用它，而拉丁語推行者和日耳曼語推行者之間的斗爭背后總是有民族主義的動機。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堅稱蘇格蘭低地民族的優越性，而社會主義者的民族主義以對英國廣播電臺的口音發起階級仇恨的謾罵作為形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民族主義甚至總是讓人覺得有信奉交感巫術的色彩——這或許是因為焚燒政敵的肖像或拿他們的肖像當箭靶這一普遍行為而引發的。

不穩定性。民族主義者的忠誠感很強烈，但它是可以轉移的。首先，正如我已經指出的，它們能夠而且經常被指向異國。你經常會發現偉大的民族領袖或民族主義運動的創始人甚至不屬于他們所膜拜贊美的國家。有時候他們是徹徹底底的外國人，更普遍的情況是，他們來自國籍不明的周邊地區。比如說希特勒、拿破侖、德·瓦勒拉、迪斯雷利、龐加萊、比弗布魯克。泛日耳曼運動在部分程度上是英國人休斯頓·張伯倫締造的。過去五十年到一百年來，民族主義的移情在文壇知識分子里是普遍現象。拉弗卡迪奧·赫恩移情的對象是日本，卡萊爾和其他許多人的移情對象是德國，而在我們的時代，許多人則轉投俄國陣營。但特別有趣的是，再次移情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一個被推崇多年的國家或團體可能突然間變得面目可憎，熱情被轉移到另一個目標上，中間幾乎沒有過渡。民族主義者不變的是他的精神狀況，而他的情感對象是可以改變的，還可能是虛構的。

但對于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我在提到切斯特頓的時候已經講過，移情是一個重要的功能。它使得他的民族主義情緒能夠遠遠超出他在為自己的祖國或任何他有切實了解的團體鼓噪時所能達到的程度——更加粗俗，更加愚蠢，更加歹毒，更加虛偽。當你看到由非常明智感性的人所撰寫的關于斯大林和紅軍等等奴顏婢膝或肉麻吹捧的垃圾文字時，你會意識到只有在某種形式的思想錯位發生時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出現。在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任何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對自己的祖國懷有深切的情感是罕見的事情。公共輿論——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意識到的公共輿論——不允許他這么做。他身邊的大部分人都在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出于模仿或純粹只是出于怯懦，他或許就會形成同樣的態度。那樣一來，雖然他放棄了最觸手可及的民族主義思想，但他并不會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思想。他仍然覺得需要一個祖國，自然而然地會到國外去尋找。找到之后，他會毫無節制地沉溺于那些他認為自己已經擺脫了的情感。上帝、國王、帝國、米字旗——所有被打倒的偶像改頭換面之后重新出現，而由于它們的本質沒有被認出來，它們可以被安心地崇拜。民族主義的移情就像替罪羊一樣，是在不改變一個人的行為的前提下獲得救贖的方式。

對現實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能做到對性質相同的事實之間的相似性視而不見。一個英國托利黨人會捍衛歐洲自決，卻反對印度這么做，而不會感覺自相矛盾。行為的好與壞并不取決于它們自身，而是取決于是誰在施行。幾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質、強制勞動、人口遷徙、未經審判判處監禁、捏造事實、刺殺、轟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會改變。自由黨的《新聞紀實報》刊登了德國人吊死俄國人的照片，作為駭人聽聞的暴行的例子，一兩年后它以熱情贊賞的態度刊登了俄國人吊死德國人的類似照片。歷史事件的情況也是一樣，總是以民族主義對其進行解讀。像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和英國海盜的酷刑（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喜歡將西班牙戰俘活活淹死）、白色恐怖、鎮壓兵變的英雄們將數以百計的印度人綁上炮口轟出去、克倫威爾的士兵用剃刀割開愛爾蘭婦女的臉龐這些事情，當人們覺得它們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而做的，它們就都成了于道德無損甚至值得嘉獎的行為。如果你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你會發現幾乎沒有哪一年不會從世界的某個地方傳來暴行的報道。但是，這些慘案中沒有哪一件——西班牙、俄羅斯、中國、匈牙利、墨西哥、阿姆利則、士麥那的慘劇——會被英國的全體知識分子相信和譴責。這些事情是否應該加以譴責，甚至它們是否發生過，總是取決于政治傾向。

民族主義者不僅不會去譴責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還能對它們做到充耳不聞。六年多來，那些英國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知道達豪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存在。而那些斥責德國集中營時聲音最響亮的人，總是不知道俄國也有集中營，或者所知甚少。像1933年烏克蘭大饑荒這樣的數百萬人死去的重大事件就沒有引起大部分英國親俄派的關注。許多英國人對這場戰爭中德國和波蘭猶太人遭遇的滅絕行動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自身的反猶主義讓這樁滔天的罪行從他們的意識中溜了過去。在民族主義者的思想中，事實可以既是真實的，又是不真實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實或許如此不堪忍受，總是被推到一邊，不被允許進入邏輯思考過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納入考慮中，但從來不被承認是事實，就算是在自己內心承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