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滿清覆滅，民國肇興。當時在中國各地出現了以北洋軍閥為主要勢力的地方軍閥割據勢力，而在廣東惠州出現了以地方軍閥陳炯明雄踞嶺南、叱咤一方。然而陳炯明又是北洋歷史上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
在中國官方的主流宣傳和人們的印象里，陳炯明又是一個背叛孫中山的反動派。具體罪證就是1922年的“6·16炮轟總統府”事件，進而逼迫孫中山化妝后逃往上海的法租界。那么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而且陳炯明曾是孫中山倡議發起成立的同盟會的會員，但是后來孫、陳二人卻徹底決裂了，這又是為了什么呢？而且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是否又真的存在呢？并且當時的廣州市區的百余貧民又是喪命誰的手里呢？
一．孫、陳合作及分裂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具體合作是在護法運動而開始的。起初，孫中山是給予陳炯明以很高評價的，而且孫對陳也一直是非常欣賞的。孫中山曾感慨地說：“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簡樸，我也不如。”而且孫中山還以“狼、大、快”三個字來比喻陳炯明的革命作風。粵語里的“狼”字也是比喻他勇猛進取。 但是后來，被外界所知曉的孫、陳二人的分歧與分裂卻來自于一次重要的選舉。1921年4月，有兩百多名議員都齊聚廣州，來召開一次非常國會。國會在孫中山的堅決實行記名要求下，投票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孫中山的這次舉動，遭到了陳炯明的堅決反對。陳炯明認為：根據《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參、眾兩院聯席選出。出席會議的議員至少要達到全部議員人數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進行總統選舉。然而當時在廣州參加會議的議員卻只有200多人，遠遠不夠原有眾議員人數的一半人數，而且此次選舉實行的是記名投票。陳炯明認為這簡直就是在自毀法律！同時，陳炯明還質疑說：“這與之前的北方毀法又有什么本質不同呢？”當時在北京出現的“偽政府”的情況下，（我們）在南方又“建立”一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非常行不通的，結果只能讓南、北雙方之間再度陷入無休無止的戰爭之中。 陳炯明反對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并且拒絕去參加孫中山的就職典禮。就此二人的政治分歧也開始明朗化。而且實際上早在1909年，陳炯明加入同盟會時，他們二人的分歧，還有民主理念的迥然不同也就為他們后來的決裂埋下了隱患。
陳炯明
陳炯明是1878年1月13日（清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廣東省海豐縣白町鄉。陳炯明是秀才出身，個性溫和，雖然他也曾加入了信奉革命激進的同盟會，但是他與眾多的革命黨所不同的是，他把加入同盟會要施展其政治抱負僅僅當成了一種革命手段，實際上他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這便讓他與孫中山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會會員信奉的“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態和主張完全不同。當時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是“中央集權”，要以“北伐”這種暴力手段，去武力顛覆北洋政府，實現統一中國，成立中央政府。然而陳炯明則主張要“聯省自治”，具體而言就是首先在廣東搞好民主自治，然后仿照美國，如美國在各地的十三州紛紛實現自治，然后再來建立與其相仿的聯邦政制。用此種辦法來用“南北妥協”的和平手段來謀求整個中國的永久統一。 陳炯明的這種“聯省自治”的觀點，與當時國內的一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普遍都認為，美國的崛起正是因為獨立戰爭展開后，北美的13州脫離英國，經過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才建立起“聯邦”的。這些學者認為，美國的這段歷史也為當時久經戰亂、渴望統一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行選擇。既然當時中國情況下，南、北方政府都沒有辦法讓全國實現統一，與其要南北內戰，還不如在各省首先實行自治，然后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就可以通過不訴諸武力的方式，讓民眾也可以免于生靈涂炭，最終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
中間站立者為孫中山
陳炯明一直都對“聯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陳炯明在《建設方略》文章中，就曾經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間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遠處于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既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有實現也。”但是孫中山卻認為，中國是剛剛從清朝封建專制社會的皇權中走出來，首先需要的區別的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及以“軍政”、“訓政”的思想來統一中國。他要求所有黨員都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并發誓效忠領袖。同時他還認為人民是“無無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便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以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陳殘暴、拯救皇帝于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但是陳炯明卻認為，讓所有黨員都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效忠，這在本質上又與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沒有什么不同，只是君主換成了黨魁而已。孫中山的民眾保姆學說也遭到陳炯明的非常尖銳的批評。陳炯明認為：“政府把國民當成‘無知可憐’的幼兒，那人民就永遠會是長不大的‘無知可憐’的幼兒，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
陳炯明
二．陳炯明的“聯省自治”實踐
陳炯明對自治治理國家的理論和理念，他不但有著深入的思考，而且還有著很深的實踐。1909年，陳炯明就首先在自己的家鄉海豐縣創辦了《海豐自治報》，倡導“自治”以來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同年，陳炯明當選為廣東省諮議局的議員，這也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他從政的幾年間，他就曾非常明確、系統地提出了“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草案”，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選精通政治的人員來專門研究城鎮鄉的自治辦法，以此來推動“自治”的有序進行。他在擔任議員期間，就先后提出了《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自治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切合實際并極具操作性的提案。也正是基于這些年來的長期的政治實踐積累，使得陳炯明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指出了孫中山一系列觀點的種種破綻。陳炯明批評孫中山道：“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軍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規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并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由長足之進步。”陳炯明、孫中山兩人對“政治”這一詞匯的理解有著很大的分歧，用當時吳佩孚的話來說，就是：“余信政治的要諦在于道德，而孫先生似認為政治是一種技術。”崇尚傳統道德立身的陳炯明寧愿失去權位，也不愿意背棄自己對于民眾的諾言。 此外對于蘇聯的態度上，也是孫中山、陳炯明二人產生尖銳分歧的一個重要方面。1920年，蘇聯列寧派來的密使波特波夫曾專門拜訪了當時在南方最具實力的陳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統一中國，但是卻要求他放棄外蒙古，要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如此來表示蘇俄還可以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給粵軍來使用，但是蘇聯人的這些險惡用心卻遭到陳炯明的嚴詞拒絕。 列寧密使波特波夫在陳炯明處碰了一個大釘子之后，又轉身找到了孫中山，進而二人一拍即合。此后，孫中山一直與蘇聯方面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對于孫中山的這種做法，陳炯明卻并不認同，而且從來就不贊成。陳炯明認為，外交政策的基礎“不在強權而在公理，不在抗爭或報復，而在訴諸國際之間的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廣東省軍政府
三．孫中山拒不辭職，孫、陳公開決裂
1921年6月，一直秉承堅持要武力統一中國的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了他的第二次粵桂戰爭。當時陳炯明卻認為：此時中國民眾生活甚苦，不能再輕易發動戰爭，而且將士疲憊，軍費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的目的；同時他仍然主張其先完成廣東省的立憲，然后再商議國家立憲的問題，要首先確立民治的這一重要基礎，然后再循序漸進地推進全國統一。在遭到陳炯明的消極抵制后，孫中山與陳炯明兩人的摩擦便不斷發生，乃至升級，以致導致孫中山最后憤然說：“我已立誓不與競存共事！”競存是陳炯明的字。
北伐戰事開始
有一種傳言說孫中山曾將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去刺殺陳炯明。但是事有不密，沒有不透風的墻，消息也很快就傳到了陳炯明的耳中，隨即陳、孫兩人的嫌隙也從此就無法彌補。在美國國家檔案局在1946年以后才公開的一份機密文件中，廣州美國領事報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軍進入湖南不成功，改道進攻江西，孫中山也在梧州的一次軍事會議席上說：南方有三人---陳炯明、唐繼堯、趙恒惕---都應該受到嚴厲處罰。這件事情，英國領事也有著同樣的報告。 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回省公干，在廣久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后身亡。國民黨方面的官方歷史一直說是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但實際上在這個關鍵時刻真正刺殺鄧鏗的顯然不是陳炯明，那么刺殺的主謀顯然就指向了孫中山。 密切關注中國復雜局勢的美國副領事，在當年4月4日的一份報告中說：“關于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機構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軍閥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的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夜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隨后，陳炯明因表示無法接受孫中山令其參加北伐，并且難以籌措到500萬元軍費而被孫中山免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務，僅給陳炯明保留下了一個陸軍總長的職務。
廣州市民國老照片
1922年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召開誓師大會，北伐行動如箭在弦。孫中山又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孫試圖以高官誘惑來分化陳炯明的陳家軍。但是孫中山的此種把戲，葉舉并不買賬，反而在10天后突然率領60多個營的粵軍開入省城，成為廣州城的實際控制人。 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是，南、北兩個政權彼此處于對峙狀態。孫中山為表明自己“天下為公”的志愿，他還多次對外界放話說：“只要‘獨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臺，他也將同時下野。” 6月2日，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在國內外強大的的政治壓力下，宣布辭職。于是一時間，社會各界紛紛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吁孫中山兌現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誓言，以實現國家的共和和統一。其中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聯名要求孫中山下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孫中山斷然拒絕了藥其辭職下野的呼吁。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的社會名望也迅速下跌。對此，陳炯明也對孫中山異常反感。他說：“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就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盡管當時北洋政府幾乎同時宣布要實施孫中山所一直堅持恢復的《臨時約法》，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也總算是宣告成功了。但是孫中山仍然不顧陳炯明的反對，仍然堅持要用暴力手段繼續推翻北洋政府。在陳、孫兩人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候，孫中山警告粵軍幾個下級軍官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云山，便可以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并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艦可以直接駛入陳炯明的老巢！”此時的孫中山已經喪失理智到了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陳炯明
四．陳炯明對孫中山仁至義盡
在此種危急情況下，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武力驅逐孫中山下臺。陳炯明聽聞消息后，立即派秘書帶著他的親筆信勸葉舉他們千萬不要輕舉妄動。陳炯明在信中說：“如果孫中山是出兵北伐大獲全勝，那么大家都會有好處；如果失敗了，那么我還可以以陸軍部長的身份將部隊調返東江，收拾殘局。”葉舉當著陳炯明秘書的面，將信擲落地上，厲聲說陳炯明是書生之見，不懂軍事，他讓人轉告陳炯明，事情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陳炯明收到回復后，一怒之下，打碎了茶杯。 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他們采取的行動與蔡元培等社會名流所提出來的要求完全相同，就是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臺的諾言。葉舉的目的并非是要致孫中山于死地。所以他們在開炮之前，讓人先打電話給孫中山并透露了開炮的消息，讓其趕快逃跑！孫中山離開府邸后，粵軍遂開始圍攻總統府，守軍拒不投降，他們就開了三響土炮，以起到威懾的作用。此時孫中山已經登上永豐艦，宣布和叛軍開戰。 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的報道和英、美兩國的外交官的相關記載，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艦船上的大炮炮轟廣州。當時海軍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得到海軍司令的命令。由于沒有海軍司令的下令，在孫中山下令開炮后，一時也沒有士兵敢于動手，孫中山在氣急敗壞之際，索性自己親自開炮，炮轟廣州市區。這也便是“孫大炮”名號得以傳開的由來。 孫中山炮擊廣州后，胡適曾批評說：“遠處失去了全國人的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
孫中山
在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后，孫中山只好在8月9日乘英國炮艦離開廣州，退入上海的法租界。 此后很多年，有多位歷史學家研究，在“六一六事件”發生時，陳炯明絕對不是主謀。孫中山炮轟廣州后，陳炯明還禁止部下組織大規模的反擊，讓孫中山得以安全離開廣東，實際上救了孫中山一命。 陳炯明在與孫中山公開決裂后，吳稚暉、汪精衛等人還曾經一度想讓他們破鏡重圓，孫中山念及舊情，當時也是用人之際，便說：“如他肯寫悔過書，可不咎既往！”當說客把孫中山讓其悔過認錯的意思轉達給陳炯明以后，陳炯明當即斷然拒絕。陳炯明認為自己沒有錯誤，“無過可悔”！ 由于國民黨后來統一了中國，因此陳炯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視為是國民黨的叛逆者，以至于現在仍有很多人以為，陳炯明是靠孫中山起家的，是陳炯明趕走了孫中山。實際上，在辛亥革命前，陳炯明就是廣東省諮議局的一名議員，他的同盟會身份當時也是秘密的，不能公開，所以也根本談不上他是跟隨孫中山革命。孫中山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來一直未踏入中國半步，陳炯明又是如何追隨的孫中山呢？
陳炯明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的那些年間，組建循軍。廣東惠州古時即稱循州，所以說稱陳炯明為廣東都督是實至名歸的。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合作，實質上是孫中山依附了陳炯明，而不是什么陳炯明依附了孫中山。即使說，陳炯明、孫中山二人結成了聯盟，也都是二人的相互依附。 孫中山在南方廣州，自任非常大總統，很少贏得外界的支持或承認。當時給孫中山撐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實力派人物，那依然是陳炯明、陳將軍。五．孫、陳決裂，任后人評說
關于孫中山和陳炯明之爭，在陳炯明死的時候，國學大師章太炎為他寫過一篇墓志銘，以此來作為孫中山、陳炯明兩人關系惡化原因的佐證，他說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孫中山開始自稱大元帥，很快被趕走了，退到上海。后來聽說，陳炯明勝利了，就又回來了，由此可見，陳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孫中山才。孫中山靠陳炯明來打天下，陳炯明幫助孫中山撐起了南方政權。如果二人在決裂前能夠演出一幕“將相和”，那么那段歷史可能會是另一副結局。那么中國的近代歷史或許會重新來書寫了。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真正有著堅定政治信仰的仁人志士，絕不會因為個人交情而放棄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臨死的時候，陳炯明還親筆書寫一幅挽聯：“唯英雄能生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清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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