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被貴族聯(lián)軍擊敗，被迫在《大憲章》上按下印章，承諾“國王不得向國民隨意征稅”。盡管國王事后以“城下之盟”的理由抵賴，但他和他的后代卻始終不敢完全撕毀這份合約。800多年過去了，《大憲章》中的很多條款仍然有效。

英國人為什么這么“傻”？憑什么相信對方一定會信守承諾？為什么不干脆斬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約精神。

首先，他們有著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線：這份合約是“以上帝的名義”締結而成。否認上帝的至高權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許可以獲得眼前的好處，但是既違背內心的道德，也可能會危及子孫后代。

《大憲章》紀念碑亭，由美國律協(xié)捐建。碑上銘文：紀念《大憲章》，自由受庇于法律的象征?！洞髴椪隆烽_創(chuàng)了“王在法下”傳統(tǒng)，啟發(fā)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政治理念：財產(chǎn)權是個人（尤其是窮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神圣不可侵犯；在一個典型的法治國家，律法才是國王；將權力關進制度和律法的籠子，才可能實現(xiàn)長治久安。

人類之所以能夠制定文明規(guī)則，恰恰就是因為跳出了叢林法則，構筑了共同的底線。正是這種共同的底線，建立起了懲惡揚善的有限政府，明確了個體之間的邊界，使每個人都可以和諧相處。那些最弱小的人，也不至于像螻蟻一樣活著。

其次，穩(wěn)固的產(chǎn)權和平等的交換，使得多次、重復的交易和博弈成為可能，于是背信棄義的人逐漸被淘汰，這直接推動了契約社會的成型。茅于軾先生說，自由市場是養(yǎng)成美德的最佳場所，商業(yè)是最大的慈善。自由市場的人們，或早或晚都會明白一個道理：損人利己和舍己為人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長久的，唯有為了利己而利他的合作共贏，才能實現(xiàn)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令亞當·斯密驚嘆的“看不見的手”，這只手強大得足以克服掉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可能產(chǎn)生的負面作用。孟德斯鳩則是直言不諱地說：有商業(yè)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

相比較而言，自秦始皇以霸道開創(chuàng)君主專制，便以“天下歸于一統(tǒng)”絞殺了貴族精神和民間自由，社會的誠信和仁義傳統(tǒng)，就出現(xiàn)了大倒退。中央集權一家獨大，官家壟斷一切資源，商業(yè)沒有絲毫空間；底層不到絕路永遠不敢、也無力反抗，上層不到絕路永遠不屑、也不懂妥協(xié)，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亂。幾千年來，社會都無法建立共同的底線，只能在這種“治亂循環(huán)”中打轉。

隨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帝國官僚體制的成型，儒家倫理和科舉制度逐漸淪為鞏固皇權、愚弄百姓的工具，這片土地徹底淪為一潭死水，整個國家沒有任何制度更新、自我糾錯的可能。人是會趨利避害的生物。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為了占據(jù)更多資源，人們只能依附于權力，而權力爭奪具有不確定性，又增加了財產(chǎn)占有的不確定。米塞斯曾說：當破壞契約的成本低于（收益高于）遵守契約時，人們一定是趨向于破壞契約。

為什么遵守契約精神，竟然變成了一些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詞？不是因為人種低劣，也不是因為沒有這個傳統(tǒng)，而是自秦始皇以來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敘事邏輯，運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壞契約精神的“逆淘汰”機制。

晚清思想家嚴復，在英國留學期間，曾去旁聽英國法庭的審判，見原告、被告和法官都同坐一室，且有律師為雙方辯護，全不似晚清衙門之野蠻與落后。這件事給了他極大的刺激，回國后他對朋友說：中國的衙門每天都在為官員謀私利、制造大量冤案，而英國的法庭每天都在為百姓尋求公道、維護公平正義，這樣的國家如何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