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作者：張維迎 來源：公眾號 辛莊課堂

任何社會變革，都從觀念的轉變開始。觀念是思想市場的產物。

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市場從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家，思想市場的競爭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時候更寬松，有時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國家情況也不一樣，有些國家的思想市場競爭性比較強，有些國家比較弱。

在中國歷史上，思想市場競爭性最強的時期是春秋戰國。那時候，思想比較自由，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現在所謂的中華文化。在秦滅六國后，秦始皇覺得儒生老愛發表意見，會威脅到他統治的合法性，就搞“焚書坑儒”，開始了思想禁錮。到了漢代，思想市場慢慢開始恢復，但后來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獲得了法定壟斷地位。雖然漢武帝的做法看起來和秦始皇不一樣，一個尊儒，一個坑儒，但結果是一樣的，就是思想市場衰落了。

到了魏晉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馬燈似的，眼花繚亂，這時候思想市場反倒又活躍起來，佛教主要就是在這一時期在中國興盛起來的。到北宋時，思想市場也比較活躍，因為開國皇帝立下規矩不殺知識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殺，所以產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學。理學在明朝獲得了壟斷地位，科舉考試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釋答卷，持不同觀點者就成了異教徒，思想市場又萎縮了。滿清以后，從康熙開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獄”，思想市場變得非常弱小，雖然還有些學者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可能唱反調，但大部分沒有好下場。最后到了滿清末期，社會危機頻發，思想市場再度活躍起來，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國。這是中國思想市場的大體演變歷史。

朱熹

西方從15和16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到17世紀的科學革命，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最后出現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其實是思想市場的產物。而工業革命之后，中國跟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場的差異。

簡單來說，西方出現了一個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其基本特點是，多中心的政治環境和統一的、競爭性的思想市場并存。相反，中國的思想市場卻經常受到太多的約束和干預。

▍先看看生產思想的環境

16世紀開始的時候，歐洲有500多個大大小小的政體相互競爭，這給思想家留出了空間。學者可以自由流動，某個國王不喜歡你，另一個國王可能會保護你。法國的伏爾泰逃難很多年，總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國流傳開來。西方世界政體有界，但思想無界，學術界是個統一的市場，思想可以跨越政治邊界，學者們都說拉丁語，不管人在哪里都不會影響他們在學術界的聲譽。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體，更在乎的是在整體學術市場上的聲譽。這種狀況類似于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周游列國，到處傳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沒有語言障礙。

西方的知識生產主要在民間(包括教會辦的大學)，中國的知識生產主要在官府。中國歷史上一些有名的學者大多數都是官員，當然偶爾也有幾個官場不得志的或者沒考中進士的。西方人生產知識主要是為了知識本身，用知識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中國的官僚生產知識，如果某個觀點跟他的官位發生沖突，就只能選擇放棄。這帶來非常不同的后果。

舉例來說，發動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批評天主教會腐敗，羅馬教皇判他為異教徒，要德國的皇帝執行死刑。但是在執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須把各個諸侯國的君主召集起來，開個聽證會。開完聽證會后，馬丁·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薩克森選帝侯Frederick派來的幾個當兵的“劫持”，藏了起來，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為他已經死了，其實他還活著，躲在一個城堡里把《圣經》翻譯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時，德文版的《圣經》流傳開來，宗教改革勢成熊熊烈火，任誰也滅不掉了。

馬丁·路德

與此形成顯著對比的是，中國有一個學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歲，是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學者”。清朝入關時他還忠于明朝，參加了抗清復明的活動，南明滅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講學，傳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顧問，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國，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紀晚期才被發現，大家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學者。這還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來，很多思想家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活不下來。

朱之瑜

▍再看看傳播思想的環境

紙和印刷術都是中國人最早發明的，但有一項研究估計，從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歐洲出版的圖書數量是中國的40倍。德國企業家約翰內斯·古騰堡在1445年發明了活字印刷機，50年時間里印刷機在歐洲擴散到250個城市，出版了1500萬到2000萬冊圖書。反觀中國，畢昇在1045左右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比古騰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國書籍出版還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國沒有得到推廣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間，都是私營企業做出版，為了傳播知識；而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傳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騰堡是一位企業家，畢昇沒有成為企業家。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學者，也寫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像元代的農學家王禎于1313年完成了《農書》，到1530年時全中國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學家徐光啟于1627年完成了《農政全書》，卻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應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開物》，該書被譽為17世紀中國的工藝百科全書，但唯一留下來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發現的。《永樂大典》是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共有2萬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現在已沒有完整的版本。這些科學家寫了書，但是沒有出版或者沒有足夠多的版本流傳于世，知識怎么傳播呢？反觀西方，比如法國的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發行量達到25000套，傳播效果完全不一樣。而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宮里。乾隆時期焚燒的書和選編進去的書，在數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編進去的好多書可能被篡改過。

在西方的思想市場上，學者追求新穎，總會有人來挑戰現有的理論，包括亞里士多德體系在科學革命以后就被拋棄了。達爾文提出進化論，這跟以前“上帝創造人類”的說法完全不一樣，顛覆了原有的思想體系，但能順利出版并流傳開來。而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證明原來的理論上，即使后來清朝出現所謂的考證學派反對朱熹，認為朱熹說的東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樣，但他們只是要證明漢代之前的那個版本是對的，而不是去挑戰儒家的思想。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許多災難，很大的原因在于當時沒有思想市場。經濟學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變人的觀念，以此來推動社會進步。亞當·斯密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學術企業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為他改變了人的觀念。在亞當·斯密之前，如果說某個人為自己謀利益，就指這個人不道德；亞當·斯密則證明，一個人謀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給社會帶來好處，所以謀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亞當·斯密還說自由貿易可以改進雙方的利益。這些思想都改變了人們的觀念。由于亞當·斯密的貢獻，后來英國才廢黜了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走向自由市場。在過去40年里，中國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讓中國人開始接受市場經濟的理念，不再相信計劃經濟、人民公社、鐵飯碗和大鍋飯，轉而相信市場競爭、私有產權、企業家精神。

▍思想市場依賴于獨立精神

任何思想都是個體思考的產物，集體不會思考。一種有價值的新思想在出現之初，一定只被少數人接受。如果沒人反對，往往說明這套東西不是新的。這是任何創新的一個基本特點。所以，學者必須有獨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對人類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曾說：“一個人一旦失去了獨立性，他的智慧就會降低。”他在給兒子的一封信中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說的是有一個農民養了幾頭豬，有一次出門時忘了關圈門，豬都跑了。獲得自由的豬必須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動物的侵害，經過幾代之后，變得非常有智慧。它們經常偷吃村民的莊稼，幾位經驗豐富的獵人聞聽此事，很想為民除害捕獲它們。但是，這些豬卻很狡猾，從不上當。

有一天，一個老人趕著一頭拖著兩輪車的驢子，車上拉著許多木材和糧食，走進了“野豬”出沒的村莊。當地居民很好奇，就走向前問那個老人：“你從哪里來，要干什么去呀？”老人告訴他們：“我來幫助你們抓野豬呵！”眾鄉民一聽就嘲笑他：“別逗了，連好獵人都做不到的事你怎么可能做到。”但是，兩個月以后，老人回來告訴那個村子的村民，野豬已被他關在山頂上的圍欄里了。

村民們再次驚訝，追問那個老人：“是嗎？真不可思議，你是怎么抓住它們的？”

老人解釋說：“首先，就是去找野豬經常出來吃東西的地方。然后我就在空地中間放一些糧食作陷阱的誘餌。那些豬起初嚇了一跳，最后還是好奇地跑過來，聞一聞糧食的味道。很快一頭老野豬吃了第一口，其他野豬也跟著吃起來。這時我知道，我肯定能抓到它們了。

“第二天，我又多加了一點糧食，并在幾尺遠的地方樹起一塊木板。那塊木板像幽靈般暫時嚇退了它們，但是那白吃的午餐很有誘惑力，所以不久他們又跑回來繼續大吃起來。當時野豬并不知道它們已經是我的了。此后我要做的只是每天在糧食周圍多樹起幾塊木板，直到我的陷阱完成為止。

“然后，我挖了一個坑立起了第一根角樁。每次我加進一些東西，它們就會遠離一些時間，但最后都會再來吃免費的午餐。圍欄造好了，陷阱的門也準備好了，而不勞而獲的習慣使它們毫無顧慮的走進圍欄。這時我就出其不意地收起陷阱，那些白吃午餐的豬就被我輕而易舉地抓到了。”（以上故事參見范毅然編著：《洛克菲勒寫給兒子的38封信》第13封“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